全國中文核心期刊（文學類）主編論壇暨《芳草》改版十周年座談會在漢舉行
來源： 武漢市文聯 發布時間： 2016-04-12 作者： 李娟
吳義勤（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
繁榮文學就需要繁榮文學期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沒有文學期刊的繁榮，就沒有文學的繁榮。現代以來，在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期刊的作用是居功至偉的。在今天，重申文學期刊對文學發展的意義非常重要。
文學期刊今天的發展面臨著過去沒有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我們聚集起來探討期刊發展的道路和方向，為應對這個時代的挑戰給出一個答案，這是非常重要的。再者，我們可以探討像《芳草》這樣走向成功的刊物的案例是否可以復制，這也許會為我們今后的文學期刊的繁榮發展走出一條新路來。
姜念光（《解放軍文藝》主編）：
“家國情懷、英雄夢想、熱血文字”這是我們的辦刊特點，也是我們堅持的方向，也是我們雜志的“魂”。在我看來，軍事是一個熱點，軍隊是一個熱點，軍事特色是我們和其他文學雜志的顯著區別。每年，雜志社都會開展一些活動，請地方的作家走入軍營，體驗軍隊的生活，體驗軍人的生活。
高 興（《世界文學》主編）：
《世界文學》在不同的時期是有不同的定位的。魯迅先生創刊時，考慮到中國當時整個的大的形勢，他定位為“弱小民族的帶有革命性的無產階級文學”；解放之后，介紹過大量的優秀的作品，包括海明威、莎士比亞等等；文革之后，當中國文學出現一個斷裂，《世界文學》大量譯薦外國文學作品，讓中國的讀者和中國的寫作者們能夠有機會看到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起到了特別好的窗口作用。但是現在形勢發生了變化，現在了解外國文學的渠道很多，《世界文學》在保持窗口作用的同時，還應該起到平臺的作用，成為中外文學的對話和呼應，成為批評和創作的對話和呼應，以及經典文學和新媒體時代的各種文化之間的對話和呼應。
商 震（《詩刊》常務副主編）：
《詩刊》創刊六十年來，一直要著眼于我們詩歌的繁榮和發展。詩歌是要證明歷史，證明社會情緒，證明社會發展的腳印，起到“有詩為證”的作用。六十年來，中國的社會發展各個重要的歷史時期都有詩歌站在最前沿來記錄，來印證，來表現。
當下，文學的繁榮離不開期刊的繁榮。詩歌刊物的繁多是其他各個門類不可比的，而且他們都有自己的審美理念和判斷標準，這些大致是趨于我們主流期刊的審美的判斷這個方向前進的，不是另類，不是相悖。
《詩刊》六十年來，幾任主編的辦刊理念，他們想要達到的應該也就是現在這種“繁榮、繁華又略顯喧鬧”的詩歌狀態。喧鬧是在討論中，是在為了進步，為了詩歌的表現力更好，能和當下的社會生活，和當下人的思想情感結合得更緊，而做的各種努力。
當下的詩歌是健康的，繁榮的，方向是向著審美的領域更加開闊去努力，向生活的本質更深度的挖掘去努力，這是現在大部分詩人所做的工作。他們的創作實踐可能有人不愿意接受，但是無論大家怎么去評判現在各種表現手段的詩人的創作實踐，現在的詩人們所做的努力都是為了讓中國的詩人、中國的詩歌走向美學領域的宏大和生活本質的真摯。
謝 錦（《小說界》主編）：
《小說界》作為社辦文學雜志，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有它的特點和優勢。然而今天，社辦的文學雜志同樣面臨著許多困惑和挑戰。《小說界》雖然從稿源到發行，從風格到市場，整體狀況非常穩定，沒有大起大落，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面臨固定讀者群的老化流失，未來的競爭力實在堪憂。而出版社這么多年對這個雜志的投入僅僅在于支撐它萬壽無疆地不倒，挺住就是一切。這樣一本純文學刊物，如何在與出版社的互相依存中重新找到新的平衡點，這是我們雜志這兩年來一直在思考在探索的問題。
對于社辦文學雜志的未來，我們其實完全沒有破解之道。但是無論如何，堅守一顆做好文學原創出版的純凈之心，是我們永遠不變的信念。也許，堅守并不意味著保守，突破也并不意味著全盤否定，中國傳統出版社只能在堅守與突破的動態平衡中尋求一條發展之路。當然，在突出重圍的過程中，永遠不能放棄的仍然是仰望星空，仍然是振興中國文學那顆初心。
賈夢瑋（《鐘山》主編）：
從事文學編輯二十年，這二十年確實是文學期刊變化比較波折的二十年。我覺得，辦刊人對刊物的標準和方向的把握很重要。
朱燕玲（《花城》主編）：
這幾年，我們在做一些轉型的探討。一是守住我們的品牌，是品牌策略。梳理一下自己過往雜志歷史，堅持在現在，《花城》還是一本大家認可的比較好的一本文學刊物，這個品牌是不能丟的，在品牌策略的基礎上要強調平臺的建設。第二，媒體融合。媒體融合我們就是依靠雜志，以雜志為核心做媒體融合的項目。做多媒體融合對發行還是有利的，今年我們發行量已經止跌回升。這實在是因為我們做得不夠，所以做了一點就已經收到效果。
張頤雯（《北京文學》編輯部主任）：
九十年代以前《北京文學》是很先鋒類的刊物，新世紀以后我們走向了現實主義道路，這也是我們雜志的思考過程。這么多年下來，反響還是比較好的。新媒體也是我們雜志一個努力的方向。
近年來，在國外的電子媒體中，那些虛構類的作品在電子媒體中銷量是沒有呈上升趨勢，而是呈下降趨勢的，這說明紙質類文學作品還是有很多的機會和競爭力。文學期刊在長期的經營和堅守中，有它的優勢和合理性的地方。因為文學是用來閱讀的，是安靜的，長時間閱讀的東西，它不同于那些快餐類的作品，所以它可能更適合紙質化。文學刊物有很多優秀的編輯，所刊載的作品都是經過閱讀和挑選的，這也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其生命力。
至于怎樣把傳統文學和新媒體聯系好，這需要我們去發現和思考。雖然有很多新媒體好像是侵擾了我們的生存空間，但是如果他們足夠的發展壯大，那么最終會反哺我們這些傳統文學刊物。純文學的雜志還是很有希望的。
徐晨亮（《小說月報》主編）：
置身于文化資本重新配制的時代，文學期刊發出自己的聲音，成為一個很困惑大家的問題。在我看來，應該堅守核心，開放邊界。堅守核心，就是說每個雜志應該有自己的價值觀，并且讓讀者認知到這個價值觀，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只有你有了這樣一個核心的價值，你才能夠不被外界的東西影響，隨波逐流。開放邊界，也就是說要打開一些缺口，向外部，向充滿不同可能性的方向去探索，擴展我們刊物自身的格局。
在文學史上，當年胡適為尋找新文學運動源頭的時候，他舉了個晚清一個報人黃遠庸的例子，黃遠庸說文學發展就是“要作一般之人生出交涉”，也就是說，我們努力發掘的作品要能夠讓讀者從中找到和自己生活交集的地方，能夠跟他日常情感發生連接。我覺得有了堅守的核心，還有不斷向外界開放的姿態，我們還是能夠與讀者發生更多的交涉。
孔令燕（《當代》社長、主編）：
《當代》雜志創刊到今年36年了，是歷史悠久的，也是有傳統的。《當代》的老主編秦兆陽先生強調，作為一個雜志人身上要有使命感，一本雜志的影響力要像《新青年》一樣對當時的時代有所影響。這在秦兆陽當年的工作中每天都會提到。作為一個《當代》人，你首先想到你肩上的擔子，你不僅僅是要出一個作品，編一本雜志，你是要為這個時代要負責任的。這就是我們說的那種使命和責任感，我覺得對于我們當下的這些年輕一輩的雜志人來說，是責無旁貸的。首先你得想想，你要為當下文學，為當下這個時代記錄些什么東西。
眾所周知，《當代》雜志的確是現實主義的重鎮，每一個重頭作品都是對這個時代的記錄，對人的命運一種反映，這種都是現實主義的。我們在文學的回歸的狀態下，尋找好的作品，這也是當時秦兆陽先生他是一貫堅持的。你選擇的作品，你的出發點是什么，要對這個時代負責任，要有所記錄，要記錄當下的生活，我覺得這也是我們找到了一個方向。
近兩年《當代》雜志在創新的探索上，主要還是在電子化、數字化道路上，多幾條腿走路，還是把雜志的內容辦好，把數字化的手段利用好，把《當代》的影響力傳播出去。另外就是要爭取新的作者，因為新的作者代表了新的時代風氣，這才是最本質的一個創新。
趙麗宏（《上海文學》社長）：
刊物是很重要的，中國的文學家、寫作者的作品，在沒有網絡之前，刊物是唯一的一個最好的平臺。我想中國的最好的文學刊物，就是一個文學的高地，這個高地上呈現出中國作家的一個最高的創造水平。一個國家要重視文化，對文學刊物是要扶持的，這是我們的文化標志，也是我們的文學水準的一個標志。第一流的刊物，應該有第一流的稿費。這是對文學，純文學的一個態度，尊重，對文學創作的尊重，對作家的勞動的尊重。
純文學的刊物是不會被消滅的。不管這個世道發生多大變化，不管新媒體多么活躍，中國都需要這些純文學雜志來呈現中國文學創作的最高的水平。我們純文學雜志一定不要自輕自賤，也許我們不夠有錢，我們的尊嚴還不夠跟我們實際上在做的事情相稱，但是我覺得中國的純文學雜志一定是有非常好的未來。將來風水輪流轉。我就不相信永遠拿著手機，每個人都是深度近視。將來有一天拿一本紙質刊物看，說不定會成為一種時尚，這完全可能。
程永新（《收獲》主編）：
文學期刊在目前怎么創新和轉型，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2013年，《收獲》開了淘寶店，后來我們又開了微信的公眾號和微店。我們在學習，我們每一期的銷量都在高速的增長，但是這個增長還是難以彌補二渠道萎縮帶來的這個空缺。在這樣的一個閱讀習慣改變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主動放棄年輕人，一定要在年輕人這些未來的讀者中間尋找機會。
新媒體的出現，對文學期刊來說，是壓力，同時也面臨著一種突圍的機會。我們在爭取政府的支持的同時，自身也要有所作為。因為閱讀方式的改變，不會對文學作品的本質進行改變，文學的質量，那種精神的重量還是改變不了。閱讀方式的改變也意味著到了復蘇的機會。在這個碎片化的時代里，詩歌也許是有一個復蘇的可能性。我們應該做些事情順應大勢的變化，盡可能把文學非常邊緣的事情，做得盡可能靠近核心一點。
王 山（《中國作家》主編）：
目前，文學期刊處于相對來說比較艱難的處境，但是我確實又覺得，我們文學期刊今天還之所以存在，還能夠像這樣聚在一起談一談，這還是文學的勝利，也還是文學的尊嚴。
當我們談到社會形式的變化，閱讀的習慣、趣味這種變化，新媒體發展的時候，我們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之下來順應這個形勢，順應這些閱讀的口味，可以很坦然地說到我們的一些困難，也不必有怨婦的心態。
人類的社會需要文學，需要文學刊物，這是無異議的。無論這個社會怎么發展，新媒體怎么發展，社會的心理怎么變化，讀者怎么變化，閱讀習慣怎么變化，我們肯定還是要從我們自己做起，我們要有所堅守，要讓社會的期待，要讓讀者的口味也也有所變化，而不是以“好讀”、“輕松”、“娛樂”、“快餐”、“刺激”、“奪眼球”自貶身價。
陳東捷（《十月》主編）：
在這么一個時代，文學雜志在各方面處于一個上升期，然而要恢復到過去那種大眾化的媒體的年代，是不太可能的。目前，美國的文學期刊有幾百家，中國有三百多家。美國有三四百家，大部分發行兩三千冊，都是大學，民間的基金會，還有一些傳媒集團，基本上是非盈利的。包括我們前些年跟俄羅斯的《十月》搞活動，他創刊有90多年了，曾經發行一百多萬冊，現在也不足一萬冊，稿酬也很低，影響也不大。他們為什么還喜歡在雜志上發表作品，因為這樣相當于得到一個專業的認可。
現在出版進入一個商業化的時代，出版很容易，很多人交一點費用就可以出書。期刊方面還是有些門檻的，這種門檻我覺得它不可能很大眾的，但是一個時代，文學反映時代精神的軌跡，一些沉淀下來的，一些更內在的，更深一點的，文學期刊的作用可能還是不可替代的。
施戰軍（《人民文學》主編）：
刊物現在確實是有一個新的機遇，無論是頂層設計方面，對于文化的重視等等，各個省中央等等，政策是好的，就是方向也很清晰，但是落實到刊物上的這種重視的具體行，各地方不同。江蘇、廣東、上海以及湖北等地落實得好，宣傳部門對于文學刊物的支持也非常給力，但是在相當大的一部分省份支持力度其實遠遠不夠。所以我們的文學期刊應該經常發出自己的聲音，經常呼吁一些更具體的更有針對性的政策落實到支持文學期刊發展的行列中來。
在中國整個的這個文化層面上，最有理想的一批人在辦刊人里。無論什么情況，刊物水準不能下降，作者的稿酬要給足，刊物要辦得漂亮，同時讓讀者看起來要高興，要更美好。方方面面復雜的東西，集中在我們這些辦刊人身上，我們能夠一直扛著，扛到現在這個水平，我們應該為自己鼓掌。
呂 兵（武漢市文聯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
在新媒體時代，文學作品的生產方式、傳播方式、閱讀方式都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革。文學期刊如何創新發展，不僅僅是我們這《芳草》雜志所面臨的挑戰，也是所有文學期刊共同面臨的挑戰，如何在文學創作和閱讀的新常態下，如何在媒體變革的潮流中更好地服務于文學事業的繁榮，更有利于多出人才，多出精品力作，是我們整個文學界的“宏大敘事”。
南 帆（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
在中國，文學期刊代表著文學的前沿。在整個文學期刊運行的過程中，新媒體已經成為非常大的一個參照系，對文學生態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但是這個嚴重影響，我覺得也是雙重的。
紙質媒介跟電子媒介之間有相互交融的地方，雙方互相學習的潛力都非常大，這是其一。其二，他們之間的差異也是非常大的，有一些研究者說，有些很典型的網絡小說，事實上是完全繞過了一百年左右的中國文學教育。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學傳統，文學教育方式完全失效！當然，我們現在不能簡單地說那種很有市場的小說就多么不好，但是我們一定要意識到，作為一個民族文化它還有另一批價值觀念需要守護。辦刊物事實上是對我們整個民族文化的某一些方面的堅持。那么在這個意義上，從國家的角度來支持期刊是很應該做的一件事，而且完全已經到了時候。
張 英（騰訊高級主管）：
互聯網還是挺有意思的，你把互聯網當一個平臺，它可能就帶來好東西；如果你把它當一個競爭對手，那可能是一個非常壞的東西。
劉 艷（《文學評論》雜志編輯）：
《文學評論》分四大板塊，古代文學，文藝理論，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跟我們的文學類的期刊特別貼近的就是當代文學。這幾年來，我們比較著重于對新時代以來作家作品的研究，以及文學史問題的研究，文學現象的研究，文學思潮的研究，尤其是紀實性的文學批評。
《文學評論》在刊發文學批評文章的時候，可能跟其他的一些文學評論類的刊物還是有一些不同，最突出的特點可能就是跟我們《文學評論》這么多年的傳統，和它的辦刊的風格、刊物的傳統有關的，就是“學院派的學理性的批評”。我們對當下的創作的反應比較快，這些評論與那種普通的扶植性的、推介性的評論文章還是不一樣。我們文學史的視野，問題的意識，學理性的風格和標準是比較突出的。
張燕玲（《南方文壇》主編）：
文學期刊如何在新媒體時代，提升社會影響力？怎樣尋求在這個時代里頭屬于自己的生長點，在新的文化格局里頭獲得新發展，或者說進行文學經典化工作的這些文學期刊、文論期刊如何在更廣泛的平臺上，論文學史的良種庫提供良種，為當代文壇提供學術而鮮活的文學現場，從而催生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批評家？
因為多媒體融合互聯網思維，這種新常態的描述，在這個時代里頭，一個期刊人的變和不變的辯證關系。我覺得這是一種辯證的要求，這種辯證告訴我們，期刊永遠是內容為王，沒有網絡技術的支撐，好的內容未必不能傳播，但肯定是缺乏更大的傳播力的。這是一個新的工具。
我特別欣賞施占軍主編說的，文學應該有自己的風度。文學雜志是以內容為主要的，文學雜志和文論雜志，如何面對這個傳媒時代，如何在文學的立場上去談多媒體融合，也就是說，在新常態下如何去把握變或不變的尺度和辯證關系。我覺得這對于當下的寫作，包括雜志本身，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劉繼明（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十年當中，《芳草》一步一個腳印，一路風聲水起、有聲有色地走過來，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無論刊物的內容，以及舉辦的一些活動，都充分體現出醒龍作為一個雜志主編的一種眼光、膽略和境界。
《芳草》由作家主編，拓寬了文學的邊界，拓寬了當代文學的期刊的這種邊界。《芳草》是醒龍主編開創文學內部活力的方向，他同樣獲得了成功。這些年來的實踐，他自己的個性、風格甚至與個人對文學的理解、把握，對文學態勢的理解，他把這些帶進了這種《芳草》的事件當中去。主編跟刊物的關系，基本上是非常一致的。目前文學這種狀態下，他能取得這樣的成功，我就覺得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
王 干（《小說選刊》副主編）：
我這次來也主要是來看醒龍的書法展的，二來就是祝賀《芳草》改版十年。
劉 瓊（《人民日報》文藝評論部主任）：
面對新媒體，報紙的危機要更甚于期刊，那么期刊的優勢相對比較顯著。
第一是時效性。在整體性上，報紙的碎片化在這個新媒體的沖擊下，顯得更加明顯。第二，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近二十年來，我們作家大多是期刊培養成熟的。期刊的位置和期刊在文學史的地位，實際上是很明確的。再者，在碎片化時代里面，我覺得深閱讀的東西會比較受歡迎。在現在這個傳統回歸的時候，期刊的優勢也會遠遠大于網絡新媒體，遠遠大于報紙。從閱讀的可視性閱讀感受來說，期刊的優勢可能也會大于網絡新媒體。
韓春燕 （《當代作家評論》主編）：
《芳草》做得很大，體現了《芳草》主編的辦刊能力。
李遇春（《新文學評論》主編）：
《芳草》改刊以來，繼承了醒龍老師的在湖北文學的兩個傳統。其一，繼承了新現實主義的帶頭創作的傳統。其二，他在辦刊的過程中，實際上是把他的新現實主義的一種文學理想，融合在這個刊物的設計、欄目上，比如包括每期的《主編的話》里面都體現出來了。
劉醒龍（《芳草》主編）：
在文學中，作家是第一線的直接生產者、創造者與消費者，沒有誰比作家對文學態勢更為了解，這種了解是直接和感同身受的，是靈魂與肉體都有體驗的。作家任雜志主編，使文學雜志不致于與文學創作之間出現溝通不暢，理解失誤。而且，作家辦雜志時，比普遍編輯更能體會，作為堅守陣地的將士，陣地的失守與收復，一腔熱血拋灑的意義與價值何在！
在文學中最不缺少的就是“創新”，“創新”是文學中與母語一樣的最基本的元素，短短的幾行詩，幾百字的小小說，如果沒有獨創性、沒有超乎既往作品的新意，所寫出來的文字與文章就是無效的。所以，相比社會生活中每每放在首位的“創新”，文學雜志只能與文學結伴而行，將“經典”作為唯一追求的目標。文學雜志所面向的市場，讀者是第二位的，作者才是第一位的。沒有“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經典文學作品，雜志印得越多，越像是隨風飄散的廢紙。唯有將推出經典文學作品放在第一位，文學雜志才有臉面送到熱愛文學的讀者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