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魂記》：遙遠的精神家園

來源： 湖北作家網　　    發布時間： 2016-07-04    作者： 顧奕俊

                                                    陳應松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6月，1版1次

                                                                          定價：39.80元

 奧爾罕·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一書中，如是寫道：“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車上的感受與我們自己的感受是如此相似，同時又是如此不同，這正是讓我們著迷的原因。”事實上，很多閱讀者或許畢生都不會擁有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樣的特殊經歷，但這些讀者之所以覺得“感受是如此相似”，原因正是在于《安娜·卡列尼娜》所具備的“主觀真實”。“主觀真實”并不意味著小說中所描繪的場景會照搬不動地投射進每一個讀者的現實生活中，而是一種“真實感”。“真實感”在很多時候展現的是生活的“可能性”，而并非“必然性”。

 小說《還魂記》雖然在故事走向上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但在閱讀過程中，我們卻可以感受到足夠的“真實感”，這主要歸功于作者陳應松對邏輯的有效控制。小說講述了服刑人員柴燃燈在牢獄中被同改毆打致死后，還魂重返故里瞎子村的故事。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勢必會產生這樣的疑問：一個已經被剝奪生命力的孤魂野鬼，是如何在家鄉“暢行無阻”的呢?盡管故事聽來猶如天方夜譚，但陳應松卻通過縝密的邏輯安排，將一個原本荒誕不堪的故事敘述得非常具有說服力。首先，村莊里的村民們因為誤飲了村長兒子喜宴上的假酒，導致雙目失明。所以他們分辨柴燃燈其人是真是假的主要途徑就是聲音，他們無法細細審視柴燃燈的容貌。其次，柴燃燈在獄中度過了長達二十年的囚禁生涯。在這二十年中，柴燃燈的音容相貌必然會因為歲月的流逝，從而勢必會產生相應的生理變化。最后，柴燃燈因為自小出身卑微，且無突出的才貌，自然不太會受到村民的注意。由于這幾點原因，使得“亡魂”柴燃燈在回到瞎子村以后，并沒有受到村民們過多的懷疑與質詢。

 優秀的小說家與拙劣的小說家之間，最關鍵的區別就在于敘事方式。優秀的小說家可以將荒誕不堪的故事敘述得極富說服力，而拙劣的小說家卻往往會把一個真實的故事弄得破綻百出。《還魂記》因為具有足夠堅實的邏輯支撐點，從而為讀者的審美接受提供了充足的說服力。小說中所描寫的少年五扣，是一個“高舉一支燃燒的火炬，正在渠岸上飛馳”的癲狂形象。他喜歡手舉火炬，“在大風中奔跑，見東西就點”。我在閱讀之初的時候，對于這個細節曾經產生過疑問。但在反復閱讀的過程中，我開始認識到“放火”這個細節的重要性。瞎子村的絕大部分村民因為喝了假酒以后雙目失明。所以“放火”這個行為本身也就似乎內蘊“照亮世間”的意味——通過點燃火炬，來照亮雙目失明的村民，來照亮陷于黑暗之中的瞎子村。

 從另一方面而言，“放火”所對應的其實是瞎子村村民的“內心失明”。長時期的爾虞我詐、勾心斗角，讓瞎子村的村民變得冷漠無情。為了個人利益，他們可以主動選擇了讓內心“失明”。對于五扣所持的火炬，小說中這樣交代道：“那火炬是黃瞎子的，是他多年前參加省殘運會傳遞的火炬。”圣火傳遞起源于古雅典百姓祭月活動中的一種宗教儀式，其意義旨在為了紀念為世間人民盜取火種的古希臘神普羅米修斯。小說《還魂記》中，少年五扣在某種程度上就承擔著普羅米修斯的職責，他需要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放火”行為來照亮村民內心的“盲區”。然而五扣最后遭到瞎子村村民集體追捕的結局命運，又似乎從另一層面向我們昭示著“放火”的失敗。這恰恰揭示了在享樂主義精神與市場文化邏輯的雙重推動下，道德倫理被迫讓位于逐漸膨脹的個體私欲，“禮樂之鳴”遭到了現代文明的無情“消音”。

 陳應松作為具有高度清醒意識的當代作家，選擇將目光聚焦到了當下社會。例如中年男子為了泄憤在小侄子頭里插縫衣針、父親為了一己私利而讓親生女兒獻身于村長這樣的故事，已經跑馬燈式地出現在我們眼見的各種新聞媒介之上。我們甚至在閱讀這些新聞的過程中感到“審丑疲勞”。但當所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丑劇”，以虛構的形式出現在《還魂記》中時，我們依舊會為這荒誕性生存場景感到震驚、憤慨、疼痛。我想，作者陳應松借用“還魂”的形式，想要追尋的不單單是普通個體的故鄉記憶，而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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