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另一種高度
來源： 文藝報 發布時間： 2016-07-26 作者： 劉醒龍
如果說文學重在表現人的命運，辦雜志則是體現文學的命運。
文學與雜志有著不可分割的共同命運，那種麻木面對無邊雜志蕭蕭下，而希望不盡文學滾滾來的認知是荒謬的。無論人們有沒有認識到，文學雜志都是文學隊伍必須死守的堡壘。對于已經在手的陣地，最重要的是不失守，不惜拼命，也要保住老本。一旦喪失，就只剩下無法挽回的痛失。
文學雜志在全國各地廣泛存在，也是我們國家的體制所決定的。絕大多數雜志社都是所在省市所直屬。相比五四運動前后，文學雜志也很興旺，卻處在自生自滅狀態；應當說，當前辦雜志，比辦辦企業要過硬一些，起碼在地方政府那里是在冊的，所謂邊緣化和生存危機只是相對20世紀80年代文學空前紅火而言。
當代文壇，最大的不足是寧為玉碎之心不足。辦文學期刊要有寧為玉美之心。
10年前，新《芳草》正式出版，從一開始就確定了“漢語神韻，華文風骨”的宗旨。在眾說紛紜的文化歧義面前，旗幟鮮明地追求氣韻優雅、風骨大氣的經典漢語文學品格，公開向媚俗風尚說“不”，尊重市場規律，但決不向市場作放棄原則的妥協。
辦好雜志第一是發現好作家，推出好作品。
文學的特殊性決定了文學雜志要辦好，不僅要發掘有潛質的作家和作品，還要敢于拒絕那些有意無意褻瀆文學、損害文學品質的糟糕的寫手與糟糕的文字。
文壇中人常說，看準了好苗子，就要大力推出。實際問題是，對于初出茅廬的年輕作者，誰敢絲毫不差地斷定，那就是一棵定能長成參天大樹的好苗子？這時候，往往起決定作用的是編輯們的決心。經典作家作品是一塊老玉，新人新作則是一塊不起眼的石頭。辦雜志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敢于決斷，將別人眼中的石頭，當成玉來珍惜。2006年新《芳草》首期，就力推來自青海的青年作家龍仁青，一下子發了他的三個短篇小說，第二期更是刊發了龍仁青的五個短篇小說。接連刊發的這八篇小說，讓文壇關注到這個后來被評論界認為是“時間之外的孩子”的寫作。之后，又有一位藏地青年作家次仁羅布，2009年二期，我們精心組織了一期“吉祥青藏專號”。當時，次仁羅布的作品也到了，我們卻另給他一個更突出的亮相機會。在2009年四期的頭條位置上推出了這位年輕的藏地作家的一組短篇小說《放生羊》《阿米日嘎》。這兩篇極具青藏文化特性的小說剛一發表，便雙雙引起關注，《放生羊》最終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幾乎在同一時間段，《芳草》特別為山西青年作家李駿虎開辟個人小說專欄，每期刊發他的一部小說，最終發在這個專欄里的中篇小說《前面就是麥季》也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
剛剛過去的臺灣地區“九合一”選舉，執政的國民黨遭受空前潰敗。在諸多因素之中，國民黨的政治敘事語言太老套、太老舊被認為是為禍因之一。其對手勝出的奧妙，則是將那些沉重的政治民生話題，用“喵星人”那樣的“神”語言來對付，只顧逞口舌之快，哪管有無對策，不要傳統，抹黑經典，哪怕是睜開眼睛就得照著做的常識性的東西，也要先打一百下殺威棍、痛快淋漓地過把癮再說。這種無關問題本質的政治競爭敘事，對沉浸在互聯網世界的一代人確實有著致命的誘惑。反觀國民黨依然沉浸在貌似經典的舊語境里，用嘮嘮叨叨的苦口婆心訴說執政理念，到頭來，那些影響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典籍，即便是在臺北這種典雅的都市里，也都成了政治笑話。寶島臺灣正在上演的這一幕，使得我們可以通過潰敗的政治敘事教訓，給文學敘事以借鑒，這種借鑒對文學的現實與未來，無疑具有寓言性和豐富性。
當傳統敘事還在說，人生要有理想！馬云卻說，人還是要有一點理想的，萬一實現了呢？當傳統敘事還在說，誰誰奇丑無比。馬云卻說，我長得丑，所以像外星人。作為人生敘事主體的文學，不要以為擁有與理想共生的天賦道義權利，就有理由只探索理想萬一實現的莫大價值，卻不改進如何更好地敘述理想。在努力對丑與惡進行批判時，還要營造如“外星人”的新的審美境界。
在此種敘事巨變背景下的10年里，《芳草》文學雜志既高度重視鐵凝的《告別語》等具有中國文學史高度的作家作品，也以極大的喜悅發現和推介周李立的《八道門》，以及宋小詞、周瑄璞等準確把握現代氣質的青年作家作品，希望能從周李立們的寫作中得到解決“外星人”的審美案例。既大篇幅地推出葉舟的長詩《陪護筆記——致母親》，尋找天理人倫與歷史錯位時我們的抒情理由；也以最顯赫的位置推出林那北顧名思義的散文《過臺灣》。既不惜以整期篇幅重磅推出李駿虎的《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次仁羅布的《祭語風中》等深潛到家國歷史中的長篇小說，同樣珍惜雕塑個人心靈狀態的劉繼明的長篇小說《人境》、歐曼的中篇小說《胭脂路》等。既發表了李清霞的《陳忠實的文學道路》這類專門研究正在成為經典的作家的大部頭著述，也力推洪治綱等人的《新世紀文學：命名的合理性與必要性》等極具前沿性和標志性的先鋒評論。還打破大型文學期刊只用小說作頭條的普遍辦刊習慣，只要是好作品，無論詩歌還是散文都可能用頭條重點推出。
去年夏天，沿南水北調工程行走，接觸到沿途一些省市的青年作家，深感湖北本地青年作家群體在國內文學界處在很弱勢的位置。追究起來，其根源在于湖北本地的年輕寫作者，大多是從一家以高稿酬、大發行量著稱，同時也以惡俗著稱的雜志上起步的，在他們的作品中，有著明顯的劣質文體的痕跡。作為地方性文學雜志，對本地作者的引領與扶持應當是重中之重。《芳草》文學雜志這些年定期舉辦“湖北小說聯展”和“湖北詩歌聯展”，在推出宋小詞、陳旭紅、歐曼和喻之之等一批青年作家后，今年第三期再次以頭條位置重點推出鄉村教師周以剛的小說處女作《小河》，并迅速被《新華文摘》轉載，其看重的正是同為“底層寫作”，其作品透露出不一樣的氣質。
文學雜志的有效創新是發現文學新秀，推出文學精品。在現階段，文學雜志的最大創新，是將“讀者是上帝”、“互聯網是上帝”改變為“文學是上帝”。只有讓文學歸于文學，才能推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經典文學作品。
一本書或者一本雜志，哪怕只能拯救一個人的靈魂，也遠比逗得十萬人無聊癡笑來得重要。一萬個人寫寫畫畫，最終只有一個人的作品被流傳，這才叫文學。文學從來就不是用于養家糊口，也不是用來作威作福。反過來，因為沒有立竿見影功效而遠離文學，或者表面上裝模作樣地做著文學的花樣，事實上已放棄文學性，而混跡于不問青紅皂白的GDP之中，就等同于放棄人文品質的構建。
文學的最佳氣韻是美與浪漫，無論時勢如何變化，對“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精神追求，都是文學必須向往的高度，同時也是不可放棄的文學底線。為當代中國文學價值標準確立、為中國文學高地建設提供優良資質的作品，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芳草》文學雜志的惟一追求。
（本文作者為《芳草》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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