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湖的長篇小說《有底線的人》廣獲好評
來源： 黃石作協 發布時間： 2021-04-14 作者： 黃石
編者按：荒湖，原名鄒曉芳，湖北大冶人。多部（篇）作品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花城》《青年文學》《作品與爭鳴》等發表或轉載。出版有小說集《半個世界》《無縫對接》，長篇小說《魔莊》。中國作協會員，湖北文學院第八、九、十屆簽約作家，湖北“七個一百”文藝人才，黃石市作家協會主席。
大型文學期刊《百花洲》2021年第1期頭條推出市作協主席荒湖的長篇小說《有底線的人》，這是黃石長篇小說創作新的里程碑，迅速引起廣泛反響與強烈共鳴。《黃石文學》微刊連載后，引發創刊以來最高閱讀“流量潮”，留言達上萬條，讀者反響熱烈。目前，黃石《新東西》平臺刊發多篇評論和讀后感。 本網進行選編，并附上作家創作談，以期讀者和評論家較全面地了解并重視該作品。
創 作 談
妥協與執念
荒湖
長篇小說《有底線的人》，其實寫的是兩幢房子和兩塊石頭。
先說兩幢房子。一幢是周正海的父親造的房子。周父造屋時很年輕，費盡千辛萬苦，連磚瓦都是從十里開外的窯廠里挑回的。每天一擔，周父前后挑了一年，行程累計一千多公里。若干年后，周父建造的老屋已經垮掉，兒子周正海決定修繕，修好后回家鄉閑住，推開后窗還能看見父母的墳墓。因為高速路建設，剛剛修好的老屋，還有村里的祠堂，統統被拆掉了，故鄉成了一片無處落腳的工地和廢墟。幾年后，周正海相中了王醫生的老家王家莊，決定建造一幢與老屋相仿的房子，推開后窗也能瞧見山上的墳墓，后因各種干擾被迫停工。又是幾年后，周正海去了云臺山，竟然在那里找到了原籍地，那個地處高山的村莊成了空殼村，只剩下一幢尚未完全垮掉的老屋，老屋的背后就是祖墳，房子的形制和尺寸，居然與周父建造的老屋一模一樣。周正海決定對房屋實施修繕，他甚至還原了父親當年的做法，親自挑磚擔瓦，終于將房子建成。
再說兩塊石頭。新國縣是烈士縣，有一座陵園，內有紀念碑。縣委書記仗著過硬后臺，勾結不法商人，大勢開發陵園，危及紀念碑，作為縣長，周正海堅決反對，設法保護紀念碑，后因得罪多級權貴，從新國縣長調回市里任閑職。形勢緩和后，周正海被重新啟用，擔任文物局長，市里搞沿江開發，要求拆除楚國界碑，為保護這一重要文物，周正海與多方斗爭，結果擾惱了上司，在無端的挨整中，負氣辭職去了云臺山。
為了兩幢老屋和兩塊石頭，主人公周正海耗盡了半生心血，個中滋味，甘苦自知。這是一個回顧過往的故事，更是一個講述當下的故事，里面既有妥協，更有執念，無論哪種，這個講原則守底線的男人，始終保持著一份可貴與不易，一份彌足珍貴的赤子情懷。他竭力守護的，其實是腳下的根脈，是靈魂的安放地。
名家點評
----- 長篇小說《有底線的人》是個重要成績。（湖北作協主席李修文）
----- 句追風雅，篇系滄桑。底線標高，人格飛揚。好評如潮，紙貴洛陽。（湖北作協副主席、評論家高曉暉）
----- 這是“一個人的心靈史，一個家族的苦難史，一個村莊的變遷史，一個地區的發展史。”（湖北作協副主席田天）
----- 一口氣將大作讀完，數次落淚。文中的“我”跟我有太多的相似之處。我也是兩個哥哥，兩個姐姐，據說也夭折了一個哥哥。我也有睡堂屋的體驗。我的父母也是在80年代初造了三間瓦房，土坯和蓋房的瓦都是父母做的。我當時很小，隱約記得參加過做瓦的勞動。我也是我們村里第一個大學生。現在老屋也廢棄了，并且現在回家蓋房的愿望特別強烈。我的父母已經走了10余年了，兩個姐姐也走了。站在老屋的稻場上剛好能看見父母的墳頭。打動我的不僅僅是這些客觀上的相似性，更重要的是周正海在常人看來有毛病的行為，也正是我的心結。我的老家在山旮旯里，別人都想走，而我卻一直想回去。現在每次回去都寄宿在二哥家里。所以我真的特別想回去蓋個房子，盡管我可能不會回去常住。那種情感寫到我的心里去了。（汕頭大學教授、評論家謝龍新）
----《有底線的人》高潮迭起，值得品讀。（谷城縣作協主席許建國）
---- 小說在真實的基礎上虛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黃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梅定祥）
----《有底線的人》問世，是黃石長篇小說創作新的里程碑。（黃石作協副主席、詩人向天笑）
---- 小說作者荒湖是黃石作協主席。讀他的文章，似乎只有紙質，上一本是《魔莊》，現在終于可以在微刊平臺上讀到了。點擊率紅火，網上反響正熱。荒湖先生將“嫡子”放養微刊平臺，著實是一種導向。而另一面，閱讀方式的改變，擴大了讀者覆蓋面。《有底線的人》是荒湖先生在黃石文學微信公眾號發表的第一篇長篇小說。現在，看超過五千的文字，需要多大的興致與耐性啊？我的閱讀習慣是，只看對路子的文，哪些是對路呢？一是在數年來積累的對路子的作家里選，二是針對新培養的個人興趣找到對路子的文章。如此這樣，大大節省了我的私人時間。一個既要上著班又要干著家務帶著娃的“雙棲”人士，時間不言而喻的珍貴。我讀《有底線的人》是在文章推出來后的第二天，花了三個小時讀完了前十章。兒子一時不時蹭到我懷里來，猛然打掉我的手機。我打開電視調到汪汪隊，一群超人狗狗英雄歸來，汪汪狂吠不止，我坐在兒子身邊陪伴他，在狗狗上天入地拯救蒼生中，我完成了前十章的閱讀。造屋，絕對是每家每戶的頭等大事。文中父親的造屋行為竟然是在解放初期，憑一人之力完成了此壯舉。周家灣與我們幼年時出生、成長的地方多像啊，貧窮、重男輕女、房頭之別……父親挑青磚、運布瓦，冒大不韙蓋了人生第一幢“連三”，解決了一家人遮風擋雨的現實窘境。隨著家庭人口壯大，年近古稀之年的父親再一次動意造屋。這一次，雖已開工卻并未完工。父親死在了挑貨游賣攢錢的路上。死時，掛在貨擔上的藥罐子摔了個粉碎。父親再也不會咳嗽，不用喝那些無用的草根子煎水了。父親的一生是慳吝的一生，是為了照護妻兒拼盡了全力的一生。我認為，父親是這部小說的男一號。而“我”不過是位“說書人”。荒湖先生擅寫男女情感，每部作品的情感線鋪陳跌宕，人物形象塑造飽滿，而這一長篇小說，唯一與“我”有曖昧關系的女人小玉，卻無轟轟烈烈的情節。作為女性讀者，對此處理是滿意的。各守本分，遵循道德，誰說靜待花開不美呢？推薦這篇小說給大家，愿它陪你度過美好的一周時光。（大冶作協副主席黎先燕）
---- 荒湖老師，我生活閱歷還比較淺，對于您文本的理解肯定還不夠深刻，特別是官場上的人情事故。但是我也經常念及舊人舊物，讀老師這部小說的時候，正逢老屋拆遷，內心感悟良多，特別是文中時光交替的敘述，更讓人唏噓。百花洲雜志很有眼光。（譯林出版社編輯竺文治）
---- 拜讀完大作，心潮澎湃！老師是武林高手，輕松搞定幾部“史”，真是神來妙筆！文中那些人，仿佛就是我的親人，我的父老鄉親，讓我痛！讓我愛！讓我淚流滿面。感動之余，滿腔悲壯，有底線的人啊，我看見彩虹就在你心里！原來，那些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受益匪淺！謝謝老師！（小說家王旭英）
---- 荒湖老師，您得給我們讀者發放擦淚的手絹（作家秧霞）
---- 生活氣息濃厚，讓人感懷從前。小說從來都是故事為王，而故事根本源于生活。縱觀這個流量為王的時代，瞎編的比比皆是，一時爽不能一直爽，返璞歸真是遲早的事。（青年作家蘇劍卿）
---- 農村做房子扯皮拉筋，寫得真實。我也穿過破雨鞋，用草灰去漬干鞋里的水，我也住過四面漏風的破屋，借宿這種事，我也有過半年。現在經常講初心，難得少數人還保持著。十分難得的真實文學，跟那些“作”出來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語。這是比《李順大造屋》強一百倍的優秀作品。今天看到文中細姐在弟弟喬遷新居中的發言，眼淚終于忍不住了……（老作家熊木舟）
---- 黃石文學的最新碩果！不久前讀到荒湖先生的短篇小說《下馬街》，第一人稱講述，蠻好看的一篇小說。這部《有底線的人》，荒湖依然采用第一人稱敘述，我還擔心一部長篇小說會不會因為“我”的視野限制，結果一開篇，荒湖以他熟悉的生活、我們都熟悉的老屋為切入點，徐徐道來，慢慢展開，讓各色人等陸續登場，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算計，栩栩如生，活靈活現……讀著讀著，就覺得親切，像是自己經歷過一樣，并有了繼續讀下去的愿望，計劃在住院的日子里讀完……已經讀到第13章了，越來越精彩。小說之好在意料之中。作者是個有良心、有正義感、對黨和人民真正負責的作家。（作家李建華）
評論解讀
悲愴的另一種表達
一一流體敘述與細節稀釋
何建中
我是在十分安靜的氛圍中聽完作家荒湖長達十八萬字的講述的。之所以說是聽完，是因為我在閱讀這部長篇的時候，我感到的不是文本，而是一種聲音，一種溫婉、安和、沉靜的聲音。在這靜如流水的講述中，書中的故事、人物、情感無痕的匯入我的血液，讓我通體悲涼，頓生一種悲愴之感。而且，這種悲涼與悲愴就像長在我的心上一樣，想抜也抜不出來，稍一觸碰就隱隱地疼痛。
1945年，錢鐘書先生在對美國讀者的演講中談到中國詩的腔調時說：＂中國詩絕不是貴國惠特曼所謂｀野蠻犬吠＇，而是文明人話，而且是談話，不是演講，像良心的聲音又靜又細一一但有良心的人全聽得見，除非耳朵太聽慣了麥克風和無線電或者……＂中國詩的這種獨有腔調宜于中國詩人的哀而不傷，怨而不怒。
我覺得相較于作家另一部長篇《魔莊》來說，《有底線的人》最大的成功在于他找到了適于小說主人公周正海人生際遇和生命情懷的敘述腔調。在這部長篇中，他有意藏起了自己的語言才華，放棄了機俏，選擇了質樸；淡化了濃烈，而取向平和。在又靜又細的講述中，讓有良心的讀者感動。我把這種語調平和、情緒安靜、用語質樸的講述稱作流體敘述。它不是以炫目的文采點亮讀者的眼睛，而是以一種沉靜的力量浸入讀者的心靈。你無需咀嚼它的言詞，
它的故事，它的人物，它的情感已無痕地進入你的血液。作家無意你品鑒他的文采，他期望的是你的感動！
就如以下兩個片段：一個是從母親的角度講述：＂我成年后，母親不止一次給我講過那些沒養活的姐姐和哥哥。其中一個，不知是哥哥還是姐姐，都快長到一歲了，一場發熱沒躲過，死掉了。父親，趁著孩子的身體還沒涼透，為其穿好衣服，裝在破爛的箢箕里，然后拎到后山上，埋進了那排小墳堆。母親講述這些事情的時候，臉色平靜，甚至面帶微笑，像是在講述別人家的事。＂
一個是從父親的角度呈現：
＂父親是一個情感細膩的人。二姐、三姐夭折后，他將她們埋在一塊，現在，二哥，三哥又沒了，他將他們埋在兩個姐姐的旁邊，墳頭上統一砌上小青石，形成長長的一溜。這樣一來，他的四個沒有養活的兒女全都挨在一塊了。＂
講述的都是幾個姐姐和哥哥的死，都是大悲大痛的事，而敘述的語言卻是如此的平和安靜。因為死的孩子太多，母親已悲痛到麻木，她甚至已記不清那次死的那個孩子的性別：＂其中的一個不知道是哥哥還是姐姐＂。但孩子的死因她是刻骨銘心的：＂都快長到一歲了，一場發熱沒躲過，死掉了＂。然后是極其精確地敘述父親操持孩子后亊的過程：＂父親趁著孩子的身體還沒涼透，為其穿好衣服，裝在破爛的箢箕里，然后拎到后山上，埋進了那排小墳堆。＂這一模糊與精確讓讀者讀出了母親的麻木中的心靈痛楚，聽出了父親沉靜料理中的深沉悲涼。
而第二個片斷的敘述語氣更為舒緩平和，不到八十字，卻有十一處停頓，構成十二個短語，輕言慢語中的悲愴讓人心酸，讓人落淚。這種化重為輕、變滯為柔的沉靜講述，滲透人心的力量遠高于聲嘶力竭的呼號與悲泣。作家相信讀者能悟出這沉靜中的悲涼，他無需抒情，讀者亦會感動。
而下面這段文字更典型地顯示了作家沉靜安和流暢的流體敘述風格：
“她坐在堂屋里，一邊搖著大哥，一邊盯著門外的那面土墻。那是三祖父家的土墻，正對著我家的大門，中間隔著不到兩米寬的石板巷子。三祖父家的土墻墻面斑駁，宛如一幅壁畫。細姐是個富有想像力的女孩子，她從對面的土墻上瞧見了各式各樣的畫面。那里面有豬狗牛羊，有花草蟲鳥，有藍天白云，還有村民們的勞動場景……若干年后，當我搖著我的侄兒侄女的時候，也看過類似的畫面，這些畫面給了我無窮的想像和安慰，也給了細姐無限的遐想與向往。她從那面墻上可能還瞧見過她曹家的親娘，她的親娘正從墻壁上走下來，就像電影里的人，來到她面前，一遍一遍地喊她＂金子＂！
一個空寂的堂屋，一種單調的勞作，一面斑駁的土墻卻關不住一個女孩子美好的想像以及對親爹親娘的思念。行文是流水般地寧靜地流動，而言語中流動的情緒卻是一種深深的悲憫。多年后，當她搖晃的這個搖籃中的男孩被迫成為并不愛她的丈夫而粉碎她所有幸福的想像后，讀者對這個女孩的悲劇命運的慨嘆已在此間埋藏。誰說這種看似沉靜平和的敘述不是一種更深層級的悲嘆呢？作家這種和淚敘述的安靜與溫柔恰恰句句如刀，切割讀者的善良之心。你不得不靜黙地流淚，靜黙地思索……
詩人胡曉光在談及理坤詩歌創作時說道：自從理坤找到了適宜自己詩思的獨有語調后，他的詩歌寫作就進入成熟之境了。語言腔調對于詩人如此，對于小說家亦如是。盡管小說家在小說中要模擬各種不同人物腔調說話，但成熟作家必須擁有體現自己獨特創作個性的敘述腔調。每個作家都有自己親近讀者的方式，但沒有痕跡的自然進入才是融血入心的。
如果說流體敘述構建的《有底線的人》的悲涼情緒融血入心的話，作家更長于借助精準傳神的細節刻畫將自己的濃厚悲愴的情感進行從容而有節制地浠釋，讀者在這些細節舒緩展開中像接受點滴注射一樣，悲愴之感一點點在血液中變濃，最后深入為一種入骨的疼痛，讓你與主人公共命運，同悲愴！
關于雨鞋，小說中有兩處讓人觸目錐心的細節描寫：
＂他開始著手改造他穿過的那雙破舊的雨鞋。我的腳比他的腳要小得多，他在雨鞋里塞滿了草木灰和干草，這樣既堵住了雨鞋的裂口，也縮小了鞋內的空間，當我的腳伸入鞋內，就不會顯得特別空洞，好歹也能走路了。我依稀記得，每當我穿著父親的破雨鞋來到學校，同學們就會指著我的雨鞋取笑我，甚至還會趁我不注意，從鞋內快速抽出一束黑呼呼濕淋淋的稻草，當著大伙的面搖晃著，讓那些像墨汁一樣的黑色水滴，落在教室的泥地和課桌上。在無數個寒冷的冬天，我穿著父親的破雨鞋，從學校一路輾轉回到家里，還沒進門，我就委屈得淚流滿面＂。我直覺，這不是作家的虛構，這應該就是出身貧寒之家的他的痛徹記憶。我亦有一次這樣的羞辱經歷。我讀高中時，因為實在沒有鞋穿，便把大姑出嫁前留下的一雙舊鞋拿來穿。但那雙舊鞋太破了，鞋幫破裂散著一圈線頭，我自己找來一根白帶給它滾了邊。可我縫補的并不結實，一次上體育課，奔跑中，鞋口的滾邊脫落了下來，將我絆倒，引得同學一場大笑……作家在講述這段往事的時候，他有意將其中的悲涼進行了細節浠釋：先細寫父親對雨鞋的細心改造，然后再寫自己穿上雨鞋后貌似合腳的體驗，再寫穿著雨鞋到校后受到的譏笑，而讓他備加難堪的正是父親細心塞進鞋內的干草和草木灰。擁有相同經歷的我讀到此處時，淚如雨下，作家蘊含在細節描寫的屈辱與悲涼迅速傳遞到我心上，讓我瑟瑟發抖。我可以想像作家在描寫這個細節時內心是何等的痛徹，但他挺住了，他把控住了自己，沒有進行悲情宣瀉，而是從容冷靜地將這種悲情融化在細節的逐層展開中。
另一處細節是這樣刻畫的：
這時，天下起了小雨，父親從挑擔里解開蓑衣，打算搭在身上。他捏著蓑衣，瞧了瞧我的雙腳，我穿著一雙破布鞋，另外幾個同學全都穿著雨鞋。他咕噥一聲，放下蓑衣，從口袋里摸出一塊手帕，蹲下身子，慢慢地把它揭開，露出顏色不同的鈔票。他用食指蘸著舌頭上的口水，點出六張鈔票，一共是5元錢，其中四張一元的，兩張五毛的。他將錢塞在我的上衣口袋里，隨后站起來，一邊往身上搭蓑衣，一邊吩咐我說：“趕緊和你同學一起，去商店買一雙套鞋吧，口袋里的錢捂好！不要丟了，趕緊去呀。我瞧了瞧父親的雙腳，他穿的是草鞋，草繩子都斷開了。當時節氣已過了中秋，天氣已經轉涼了，父親的一雙腳黑呼呼的，指甲卻白白的，對比鮮明。＂
這段細節描寫傳遞的信息是多元的。一個＂瞧＂讓父親的注意力因為一張不公的判決布告由房子短暫地轉移到我身上，他明白一個有出息的兒子比房子重要。一個＂摸＂寫出了父親的窘迫，他裝錢的口袋并不豐滿；＂蹲“和＂慢慢＂寫出了父親對千辛萬苦賺來的血汗錢的萬般珍惜；＂六張鈔票，一共是五元錢，其中四張一元的，兩張五毛的＂說明父親賣小雞賺錢是多么的艱難。細雨，蓑衣，蘸著口水點鈔票的食指以及被汗水和雨水泡白的腳指甲極富動感地畫出了一個節儉勤勞慈愛的父親形象。家族之悲，生活之痛，父子之情皆隱于這動人畫幅中，讀到此處，我有一種入骨之痛。作家以這幅雨中速寫圖畫出了人類共有的悲情與溫暖！
而零星點綴于這部悲情長卷的幸福瞬間則從另一個角度反襯出人物悲劇命運的縱深。作家這樣描寫大哥出生給父親帶來的喜悅：
＂大哥不停地踢蹬著腿腳，結果將襁褓踢開了，露出了一個紫紅色的小器官，它夾在兩腿之間，就像一顆小核桃那么大。父親笑瞇瞇地瞧著那個小器官，快步走過去，打算伸手摸一摸它。突然，他停了下來，張開嘴巴，對著手掌哈了兩口熱氣，隨后雙手用力搓起來，直到將雙手搓熱了，才將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伸了過去，那動作就像去捕捉一只小鳥。他輕輕地夾了夾那個小器官，哥哥突然停止了踢蹬，直瞪著父親。父親笑了起來，罵了一句親昵的話，然后站起來，抬頭瞧了瞧嶄新的屋頂。＂
那時的父親對家族的未來該是何等的自信啊。可是也正是這個帶給父親無限喜悅和無限希望的哥哥在父親二次建房過程中，讓父親一次次失望，父親寄托在大哥身上的家族理想一次次破滅。大哥出生的喜悅猶如曇花一現，父親后來對大哥的失望情緒因這幸福的短暫光芒而顯出無窮的落寞。詩人常用樂景寫哀情，小說家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何建中，湖北作協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閱文集團簽約作家。迄今已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文學評論等作品達三百多萬字)
養心何其難，公義豈可泯
——讀荒湖長篇小說《有底線的人》
胡光波
荒湖1966年生于大冶，中專學校畢業即進入鋼鐵企業，在工廠摸爬滾打十余年。后考入市委機關，成為公務員，輾轉于各類黨政文化機構。盡管前后生活境遇改變甚大，其癡迷于創作仍如當初。時至今日，已發表和出版百余萬字的小說作品，主要包括中短篇小說集兩部《半個世界》、《無縫對接》，長篇小說兩部《魔莊》和《有底線的人》，其中《有底線的人》是最新之作，刊于《百花洲》2021年第1期。
自1993年發表作品至今，荒湖的小說從題材上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工廠小說，代表作品有《打敗虧損》、《工廠萬歲》、《母親與工廠》、《下馬街》等，重點表現了經濟轉軌期間國有企業及其員工的陣痛、掙扎和奮爭，這與本地傳統工業的情狀吻合，可見其遇景生思，因材出意；二是鄉土小說，代表作品有《半個世界》、《誰動了我的茅坑》、《一只叫寶寶的賴窩雞》、《一種叫灰粑的有機肥》、《泥匠強子和他的木燙》、《魔莊》等。這些小說圍繞一個叫土村的村莊，講述了一系列當代農民的故事，探求了關乎土地、耕種、生態、思鄉等敏感問題，尤其是長篇小說《魔莊》，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對自大躍進以來的中國鄉村的滄桑巨變進行了全景似的描摩與反思，2019年被湖北作協推薦參評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三是機關小說。代表作品有《遲到》、《草瓟子》、《有底線的人》等，表現了公務員群體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兩難選擇和糾結情緒。
荒湖小說具有鮮明的個人經歷，初于工業題材發聲，即獲文壇注意，后于鄉村生活發力，頗能揭橥生活底蘊，已有論者早年將其歸于新鄉土文學作家。評論者對作家創作多以題材歸類，尋求其共性，確有研究之便利，但可能造成對各自特質的漠視，因衡量作品畢竟以思想與藝術為尚，不當以題材為限，評者只有擘辟肌理，深徹骨髓，方能覓其曲意密旨，定其品類差次。在我看來，荒湖既不是工廠小說作家，也不是鄉土小說作家，更不是官場小說作家，他在各類題材中呈現出來的復雜性與豐富性，需要結合具體文本進行具體分析。對于《有底線的人》的解讀，筆者擬從文本出發，免于外界那些加于作者的虛銜浮號之擾。
在《雨花》1979年第7期，高曉聲發表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該作以一個勤勞節儉的農民，多年來數次造屋失敗的悲劇，反映其時民眾為安身立命，而無端飽嘗靈肉折磨，暴露了長久以來實施的極左路線，給普通民眾造成的精神傷害，成為新時期鄉土小說反思當代歷史的先驅。40多年后，中國社會政治體系、經濟結構等已發生了重大變革，但個體的生存狀況仍不容樂觀，故荒湖不懾于高氏顯赫之名，再次編織造屋故事，其不憚“雷同”的勇氣可嘉，因為他虛構的造屋故事，已與高氏大相異趣，其涉及生活境遇迥異的父子兩代人，各自在造屋中遇到的繁難，并在“造屋”這一線索外，還表現了作為地方官員的兒子，為保護烈士陵園不被占用，紀念碑不被損毀，歷史遺物楚國界碑不被遷挪，在官場與各色人等折沖回旋，從而形成敘事的雙螺旋纏繞網狀結構，通過父子各自造屋的兩線故事交替，使敘說節奏得以不斷變幻，打破了一般寫實小說情節的單調乏味。
就造屋本身而言，農民父親僅僅是為了給家人一個稍微寬展的安身之處，第一次尚能沖破周圍的重重阻力，終于如愿以償，而第二次則處處受阻，被迫作罷，而官員兒子為退休后得享自由，幾番嘗試，幾番經營，幾番失敗，圍繞著兒子造屋，又穿插了他作為地方有良知的官員，在自己職權范圍之內，為保存紅色精神與歷史遺存，與縣市兩級主事者反復較量，因勢單力薄，幾乎節節敗退，直至被免為閑職。由此可見，從父親造屋的1954年到兒子造屋的2010年，雖然中國社會環境有天壤之別，但中國人隱于心底的情結難解——不在家鄉有一個安妥之窩，不管你身處何地，都會六神無主，上下無著，而更令人痛惜的是，在法制日趨完善的今日，某些官員以私利為尚，竟置公義正直、道德良心于不顧，肆意妄為，悖逆之事屢屢暢行，從而寓示政治清明、官員自束，尚任重而道遠。小說曾借一個醫生所言——“城市是養命的地方，家鄉才是養心的地方”——由此點明主人公造屋的某種原因。在急劇變化的當今中國，養命固屬不易之事，而養心又何其艱難，作者能以公義將其表而出之，其對觸目驚心的社會真相大膽揭露，已使小說成功了一半。
顯而易見，《有底線的人》用力塑造了一個心系民瘼、秉直抗上的主人公周正海。他出身于地地道道的農民之家。父親老實本分，與世無爭，惟求以辛勞養活一大家人。但是，時運不濟，其家多災多難，所生的三個女兒，其中兩個相繼夭亡，只有大女保全。為尋求情感安慰，收養一個女兒，接著又連生了三個兒子。由于家大人多，生計維艱，大女早早嫁人，生活困苦，自顧不暇，而大哥則聽令于父，與大幾歲的收養姐姐結婚，等此姐一死，他遂在外當保安謀生，收入菲薄。小弟與其生活狀態相似，以開小三輪運貨為生。目睹家里如此情狀，作為二兒子的周正海，從小就憋著一股硬氣，自勵自強，企圖出人頭地，既給自己尋求一條生途，也給沉悶的家庭帶來生機，讓父母享受榮耀。從周正海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紅與黑》里于連的影子，但他沒有于連強烈的政治野心，也缺乏（或鄙視）馭勢乘權者的謀略秘術，雖走上政界仍保持鄉村之子本色，這使他周旋于盤根錯節的人際關系時，顯得左支右絀。
如其所愿，他后來順利考入大學歷史系。畢業后，初到一個山區短期支教，后進入市委政研室。因工作勤勉，后幾年職務接連三級跳：先成為市委副秘書長，再成為團市委書記，最后被委任為與家鄉銅都縣相鄰的新國縣縣長。按說以他的為人處事風格和行政領導能力，如果像某些官場混子那樣，上下其手，八面玲瓏，那么仕途將不可限量。但在縣長任上，其所遇摧其所為，使看似順暢的政途大受蹶傷，先被貶到市政協文史委，再被平調到文物局，最后以免職賦閑了結！何以一個有希望成為政治明星的人物，竟落得如此下場？
原來，年過五十的他，每次回家，看著昔日父親辛苦所造之屋，因無人居住，年久失修，隨時有倒塌之虞，即感赧顏羞慚，決定翻造成新，以備將來之用，原因不外以下數種：一者使祖業不致墜于自己之手，背上敗家無孝之名，同時也可日日護守父母墳塋，隨時追念先德（可見其雖受新式教育，但執守傳統觀念）；二是看不慣鄰居江子哥以侄女婿為后臺，數年間驟然暴富，蓋歐式洋房，炫耀于鄉人之前，故欲造屋鎮其氣（可見其不能入鄉隨俗，有意識地為仕途鋪路）；三與妻子生活觀念相悖，雖未離婚，但已貌不合心早分，為給退休留有后路（可見其處理個人問題幼稚而致后患，并以情感出軌尋求慰藉）。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造屋之思及實施之為，在與地方官員政見不合后，竟然成了他們懲治自己的口實。
解放初期至改革開放初期，周正海父親兩次造屋所受的苦難，如成分由貧農上升為中農、工匠從中作梗、自己因砍村里樹被批斗（實際村干部已同意）、造成大女之死和自己病死等，還局限于村一級的范圍。周正海作為縣級干部，在家翻修舊屋，本來看是人之常情，應得到鄉鄰理解，但因他在鄰縣為官，于村里人利益無補，甚至拒絕江子哥的不情之請，故而造屋困難重重：鄰居細水叔借排水渠設阻，說修屋隔絕了自家風水，使其命不該有男性后代；大年哥起初爽快出讓裝置的地基，后又中途變卦；更令人惱火的是江子哥，以前為了開發縣城房地產，自己不曾從中說情幫忙，這時給各級領導寫匿名信，捏造不實之詞，就造屋一事中傷自己名聲。這時，恰遇縣委書記在市委書記的支持下，強力推行老城區改造，企圖將位于城中心的烈士陵園一半毀棄，一部分改為縣城的樓盤，一部分蓋大酒店。
作為一個具有深厚歷史知識、懂得保存文化遺跡的官員，周正海自然據理申辯，堅決反對為了所謂城市化，毀破烈士陵園的不義之舉，提出發展應因地制宜，尋求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切勿為了一時的利益，肆意妄為，令萬人唾罵，造成千古遺恨。因為烈士陵園，埋著新國縣無數革命英烈的遺骨，凝聚著難以預測的精神力量，可激發全縣人民奮發有為的斗志，世世代代只能加以護佑，任何人也不能以任何借口，撼動其一草一木。因此，周正海保護烈士陵園和紀念碑，是讓凝結著新國縣革命精神的象征，不為官僚的魯莾行為斷絕，這是一個正直官員發自內心的抗拒，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低層政權內新生的力量。但是，在那些只見眼前政績、豈管日后聲譽的官員看來，周正海就是他們仕途的絆腳石，當然在清理之列。在這場拆保烈士陵園的斗爭中，只有民政局長仗義挺身，站在周正海一邊。但是，他們兩人在強勢的惡濁勢力面前，顯得是那么微弱，簡直不堪一擊。
為了達到轟走周正海的目的，這些官員一方面采取下三濫手段，指使一些無賴惡棍，于無人之時，砸毀周正海的車窗，并借口那些匿名信和他受賄一車水泥（實則是中學好友所送），對他給予行政處分，既不做任何調查，也不容其聲辯；另一方面為了把周正海調離，采取冠冕堂皇的方式，借著干部換屆之機，派出組織部長下來，對干部逐個摸排考察。這一部分，作者以生動之筆，刻畫了一個貌似一本正經、實則利欲熏心的官油子，他住在縣委招待所，在人前裝模作樣，官腔十足，實則借機大肆收斂賄賂。當周正海與他交談時，他滿口虛假之辭，實則探其口風，為將周調離做鋪墊，而周竟上其所設之套。當周在無意中發現其枕底的一疊疊帶著“賀”“福”的紅包，可見其心情的沮喪與失望。
在借人物活動描寫當今政治生態惡化的同時，作者通過周正海的回鄉造屋，刻畫鄉村自然環境的破壞。當地政府為了大躍進式的發展，先在他的家鄉開辦鋼鐵廠、垃圾廠，毀棄村民賴以為生的良田，又開山放炮，將村里的祖墳山、后背山摧毀，并在修路中拆除人們世代敬天祭祖、寄托情懷的祠堂，使農民在家鄉難以生存，只好外出打工，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在高速公路建設過程中，為了盡量少付給村民補償款，他們只是放風說要修路，也不通知時間，更不提出具體賠償方案，在各級官員的瞞騙之下，周正海剛剛修整一新的祖屋，就被迫拆除，刨開賠償損失不說，讓他第一次造屋的希望落空，從此在家鄉沒有立足之地。第二次造屋，他在沒有實際考察之前，聽信為其治病的王醫生一面之辭，將造屋之事委托于他，但也是希望再生不久，失望接踵而來。其間經歷種種阻撓，其中最大的阻力來自當地的副鎮長。他的兄弟在新國縣工程款久討不付，希望周正海出面說合，在得不到周的幫助下，他們以蓋房擋了祖墳為名，使周第二次蓋屋不長時間，就得放棄。一算前后花銷，凈虧五萬元。人受累不說，精神打擊可想而知。在這中間，還有其家人相繼買房的要求，使本來不多的賠償款，捉襟見肘。第三次蓋屋，在老同學的引薦下，周到自己的原籍地考察，總算有一絲希望，而這已是他被免文物局長之后。作者未明言此次成功與否，是想給讀者留有想象空間。
《有底線的人》簡而言之，就是講父子兩代造屋，兒子盡力護石。如果說造屋是成就私業，保石則是公職所在。通過造屋與保石，既展現底層勞動者的生活狀況，也讓市縣鄉村四級政治人物一一登場，折射出基層政治環境的多面，其中貪官的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清官的獨力抗斥、落荒而敗，鄉民的家園不再、隱忍以承，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圍繞著周正海父親幾次造屋，表現了從新中國初期到八十年代中國鄉村的生活情景，簡直是一部具體入微的當代農村發展史，而在周正海的保石活動中，又把當今官官相護、集體腐敗刻畫得逼真如畫，父親幾次慘淡經營造屋的經歷，寫得最為成功。如以情理揆之，某些情節描寫也留下少許缺陷：對周正海夫妻關系不睦、生活矛盾的處理未免有些簡單化；高中歷史教師陸小玉因周正海一次電視講話就生好感，進而兩人發展出曖昧關系，以致雙方精神出軌，對主人公的形象有損，也欠考慮；周正海為了保護兩塊石頭，在公共場合的抗爭和對縣委書記與市委書記指責，不是采取紆回曲折的反擊，而是直接硬碰硬的對立，常常使局面搞得很僵，也顯得太沒有政治策略，不像一個五十來歲在政界多年服務者之所為；尤其是小說快結束時，周正海公私兩面都已失敗，一氣之下提出辭職，使那個一直勇于向惡濁勢力反抗的官員形象大減，而原來的市委書記和縣委書記等人一直強勢作大，沒有一定的過渡，就突然被調離、免職或查辦，從也有點突兀；另外，小說有數處，周正海當著眾人之面，自言其是有底線的人，這也過于書生意氣，有損真實性。
荒湖《有底線的人》以造屋保石將城鄉生活兩面容納于一體，再以鄉土小說視之顯然有失偏頗。作者昭示人們，一個人不管身居何處，都要將精神之根深深地扎入故土，從先輩祖宗的懿德，獲取生活的精神力量，有了這些作為思想基石，那么不管在生活中遇到何等挫敗傷痛，都不會喪失對公正清廉的欽仰，因為這是我們所應當執守的人生底線。
(胡光波，陜西藍田人，曾任大學教師，現為某學報編輯)
我們為什么活著
——讀荒湖長篇小說《有底線的人》隨感
柯尊解
一
“我們為什么活著”是一個大問題。哲學關注它，政治關注它，文學更關注它。在哲學范疇、政治范疇和文學范疇里，這個問題成為千百年來持續不斷的關注熱點，甚而至于成為一個蒸不熟煮不爛嚼不動的非常復雜的問題，眾說紛紜，好像從來也沒有被誰說清楚過，反而是越說越糊涂，說到后來，那些學者作家政治家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為什么活著”了。
于是，問題就又回到了普通老百姓那里。
回到普通百姓那里，這個問題就簡單多了，若問“為什么活著”，老百姓很干脆地回答：活著，就是為了三件事——吃飯、睡覺、生孩子。
俗話說，人在世上走，為的身和口。長根的要肥，長嘴的要吃，吃飯是頭等大事，然后就是睡覺問題，所謂日圖三餐，夜圖一宿。
棲身與睡覺，就要有一間房子。安居樂業，就是強調人生首先必須有一所房子居住，才能安心地生活勞作，才能放心地生兒育女。
可見一所房子，對普通人是多么重要。
房子是什么?房子說到底就是一個家，就是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所以，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農民，就把造一幢房子當作是自己一生中的一個特別大的奮斗目標，甚至是一生追求的目標。
這個目標最原始的時候，可能就是給自己的一家人造個“窩”，就是為了避風遮雨，就是為了繁衍后代，就是為了建立一個“家”——這個“家”的功能，與鳥巢獸穴基本沒有區別——至今許多方言里，仍然把家叫著“巢”，而文學常常以“巢穴”來表達對某類人聚居之所的詛咒。
但是，當“窩”變成家，當“家”被賦予了更豐富的文化內涵，房子就可能再也不是為了居住的需要，而是一種身份的標志，一種思念的載體，甚至可能變成了一個文化符號——至于商品社會有了房地產業，房子更成為了商品。
我感覺，荒湖的長篇小說《有底線的人》，以交替并進的方式，講述周大應、周正海父子兩代人，半個多世紀的“造屋”經歷，也許就正是作家對房子的這種由必需的居所到文化符號（以及商品）的質的演變的一種認知。
二
家就是屋，屋就是家，所以，農民把家叫做“家屋”。
父親周大應二十七歲的那年冬天，就有了造屋的謀劃，那是因為當時家里已經有了四口人，而居住環境呢?
“從烏明叔零零星星的回憶和描述中，大約可以想見那番景象：面積不過二十來平方，里面放著一張床或者兩張床。如果是一張床，一家四口夜間都得擠在一起；如果是兩張床，父親母親自然睡大床，兩個姐姐睡小床。除了床鋪，屋里當然還會放置一些家具，比如存放衣物的木柜、存放糧食的大甕，等等。總之，一定是個擁擠不堪的環境，恐怕連放出的屁都轉不出臭氣來。”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生存環境里，他們“度過了無數個饑寒交迫的日子”。
毫無疑問，父親周大應造屋，就是為了營造一個遮風擋雨的家，就是為了一家人有一個基本生存空間，就是為了營建一個屬于自己一家人的安全的“窩”。
但是，對一個中國農民來說，造屋是一個巨大工程，甚至可能是以一生的力量都未必能夠完成的心愿。
父親為造屋付出的艱辛是常人無法想象的，單只以挑磚瓦為例吧。
燒制磚瓦的老祠堂，距離周家灣差不多有十里路，中間還隔著一座山。
“二十七歲的父親血氣方剛，激情四射。白天，他在合作社里干活，傍晚收工后，他便扛著一根扁擔和四根麻繩，大步流星地去了老祠堂，直到夜幕降臨，我的母親、大姐和細姐站在村口眺望半天，官道上才會緩緩冒出一個黑色的身影，身影越來越大，越來越近，并伴隨著扁擔的吱啞聲和啪啪的腳步聲，還有父親節奏均勻、氣喘吁吁的聲音。父親大約準備了一個冬天和一個春天，1955年初夏，小麥開始泛黃，泥工師傅正式進入施工現場。這期間，父親向生產隊提出申請，砍掉了后山的兩棵大樹，并神奇地搬到了施工現場。他至少從山上挑回了兩百擔石頭，這些石頭，一部分用于燒制石灰，大部分用于砌造屋基，那年頭不流行鋼筋水泥，造屋的地腳和基礎全是石頭和石灰。他系著圍腰，在門口的水田里親手打制了一千口泥坯，待泥坯干透后，再轉移到工地。他從十里開外的老祠堂挑回了一千塊青磚和數量無法統計的布瓦，按照每天一擔、每擔八口青磚的速度和節奏，他前后至少堅持了一百天，一百天就是一千公里，相當于挑著重擔，從老家走到北京。”
這樣的苦，只有周大應吃得了，他后來建起來的三間大瓦屋，就是他一擔一擔挑出來的！農民都會以畢生精力造一幢自己的屋，這一特殊的中國現象，引起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作家的深度關注。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作家高曉聲就發表過著名小說《李順大造屋》。
小說的主人翁李順大，是從舊社會的苦難生活中熬過來的人。他的爹娘還有一個周歲的弟弟，都是死在沒有房子上的。他土改分到了田，卻沒有分到屋，于是決心以“吃三年薄粥，買一條黃牛”的精神，建造三間房屋。這個奮斗目標，對于一個飽嘗無房之苦的窮苦人來說，可以算得上一個宏大的志向。有了自已的房屋，李順大以及他的子子孫孫就不會象先輩那樣在風雪的肆虐中喪生。因此李順大造屋的決心非常大。他帶領全家用辛勤的汗水掙得每一顆糧，積累每一分錢。經過幾年勒緊褲帶的苦熬，終于置辦了能蓋三間屋的材料，正當他動手要蓋房的時候，卻趕上了那“熱火朝天”的、上上下下都“左得可愛”的年份，一家人付出巨大犧牲積攢下來的磚頭、木料、瓦片，被無償地拿去造煉鐵爐、做推土車、蓋集體豬舍的屋頂——需要說明的是，李順大獻出這一切，當時都是自愿的——李順大第一次蓋房的努力就這樣失敗了。然而他蓋房的決心是“牛也拉不動的”。他心中的希望之火并未熄滅。從一九六二年到六五年，他又驚人地積聚起差不多能蓋三間屋的錢。這時一場政治運動席卷全國，有一個造反派頭頭，在光天化日之下，敲詐走了他的造房買料的錢，這對李順大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李順大折騰了多年，房子一直沒蓋成。后來雖然沒有再遇到巧取豪奪的事，然而有錢買不著料。直到一九七七年，區委書記劉清恢復了工作，他對“造反起家”的磚瓦廠廠長做了點工作，讓他退賠了李順大的磚，經過幾十年的折騰，李順大總算備齊了材料，可以動手蓋自己夢寐以求的三間屋了。
與李順大比起來，《有底線的人》中的父親周大應第一次造屋，算是很幸運了，他沒有碰到那么多的政治運動，或者說他雖然碰到了政治運動，卻并沒有給他造成致命的傷害，他只靠自己吃苦，也終于造出了一幢連三的新屋。
但他第二次造屋，卻是風波不斷，厄運連連。而且，周大應第二次造屋遇到的阻礙與麻煩，與李順大的遭遇也完全不同，并不是政治運動，而是鄰里鄉親的復雜紛繁的人情世故——作家荒湖的筆，觸及到了更為深刻的傳統的社會內容，觸及到了社會更本質更復雜的東西——人情與人性。
筆者以為，這是這部小說特別值得稱道的地方。
第二次造屋，周家實際有三個人付出了生命。
“我”的大姐周早之死，就與第二次造屋有很深的關系。
周大應第二次謀劃造屋，起因與第一次造屋，幾乎完全一樣，也是為了一家人有一個起碼的生存空間。
“等到弟弟出生時，家里的人口已經達到八口之眾。這八口人里，有祖父、父親、母親、大姐、細姐、大哥、我和弟弟。”第一次造的那套連三間，實在不能容納這一家八口之眾了。雖然后來大姐出嫁了，但大哥結婚了，“我”周正海就一直沒有一張睡覺的床鋪，只得在村里到處借宿。
“我”做夢都想有一張屬于自己的床。因為這個夢——
“自從離家借宿的那天起，每隔一個周末，我都要去大姐家住上一、兩個晚上。在大姐家，不僅可以吃到油條和饅頭，運氣好的話，還可以到礦上看一場露天電影。還有更重要的是，在大姐家，我能單獨睡一張床鋪。”
如果周家的住房能容納所有子女，“我”就不會總是喜歡往大姐家跑，大姐就不會因為“我磨牙”而與鄰居發生口角是非，就不會被人失手打死。
所以，再造一幢能夠庇護一家八口的新屋，成為當務之急。
與第一次造屋相比，小說對父親第二次造屋，寄予了更多的情感，他寫道：
父親賣了兩年小雞后，手頭上有了多少積蓄，我無從知曉。在一次晚飯的飯桌上，他突然放下飯碗，清了清嗓子，對著一家老小正式宣布說，那塊菜地平整后前后放了兩年，不能再放了，他準備動工建設第二幢房子，而且是樓房，連五兩層。
1981年，在我們周家灣建造兩層樓房，那又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父親就喜歡做開天辟地的大事。
這一年，父親已經五十四歲，相距他第一次造屋，整整過去了二十七年。
父親年紀大了，背部有點駝，光頭上開始出現閃亮的白發樁子，只要干了重活，他的臉色會發青，且喘得厲害，嘴巴張得大大的，像風扇似的呼呼地吞吐著粗氣。要是惹他生氣了，他會瞪著對方，不停地喘氣，那樣子怪嚇人的。
這次造屋，他再也不能像當年那樣挑磚擔瓦了，他只能靠雙手搬運，一次搬四口紅磚。拖磚的車子過來了，將滿車的紅磚嘩嘩地倒在路邊，父親像孕婦一樣，一手扶著腰部，慢慢蹲下身子，將四口紅磚摞起來，貼著胸口，眼睛盯著后背山的方向，緩緩地站起來，一步一步地走向工地。
這樣的細節描寫，幾乎是包含熱淚的。
父親周應大為造屋而活活累死的，直到死，他也沒有看到他謀劃的新屋造起來，他因此而死不瞑目。
母親是為“造屋”而死的第三人。那時候新屋已經造起來了，母親是在慶祝新屋落成的現場，被屋梁上掉下來的一塊磚頭奪去生命的。
——這幾乎可以看著是一個寓言式的悲劇！
筆者一直就沒有讀懂，作家為什么要這樣安排母親的悲慘結局。
母親的死，是小說中的一個重大情節。
在小說中，母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符號，她在“我”的心里，甚至是比父親更親的，“我”曾經嘔心瀝血想要把母親接到城里，與自己一起居住。所以，如果這部小說并不是一部自傳體小說，母親之死就決不會是一種自然主義的隨意筆墨，而應該是作家的精心安排。
那么，母親之死這個寓言式的悲劇情節，到底寓意著什么呢?
很希望能夠就這個問題，求教于方家。
三
如果說父親周大應造屋，是為了一家人的居住需要，是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存空間，那么很顯然，兒子周正海造屋，決非為了居住，而是另有意義的。
2010年秋，周正海決定回鄉下造屋的時候，他正是“新國縣縣長”，他不需要到鄉下造屋，來解決自己的居住問題。
那么，他為什么要到鄉下去造屋呢?
周正海自己說：
鄉下那“三間老屋是父親一手建造的，我們三兄弟還有大姐，都在那里出生長大，是我們的血胞之地。按照原樣進行修繕，目的也是為了還原它本來的樣子。村里的烏明叔不止一次跟我嘀咕：你家那三間老屋千萬莫動它，咱們周家世世代代就出了你周正海這個縣太爺，把房子留下來，將來有用途。”
烏明叔的話，未必不是周正海縣長的心里話，至少也是說到了周正海的心坎里。事實上，那三間老屋出過一個縣長，因此，把那三間老屋保保留下來，不僅是為了保留整個宗族的榮耀，更是為給整個宗族保留一種希望，保留一種精神崇拜，保留周家出官出宦的“風水”。
周正海造屋的起始原因，就已經不是物資的，而是精神層面的行為。就是說，他造屋不是為了居住，而是為了紀念甚或是為了“風水”而造一座神壇。
但是，促使縣長周正海下決心回到鄉下老家造屋的動因，并不是簡單純粹的宗法觀念，更有其深刻的社會內涵。
據周正海自己說：“這些年，我一直思謀著回家造屋的事。”
為什么呢?因為——
我的同事或熟識的公職人員當中，凡是鄉下有宅基地的，多半都回老家建了新房子，有的甚至張揚得很，建起了四合院一樣的巨大院落，內有小橋流水和亭臺樓閣。我所在的新國縣，凡是當了領導的，不管大官小官，有的在老家造了屋，還有的在縣城建了樓房……說到這里，我不禁捫心自問，我回鄉下老家改造老屋，真的只是因為房子要垮了嗎？真的只是為了回到老家有個像樣的地方落腳嗎？顯然不只是。我雖然不是個張揚的人，但我也有自己的虛榮心和自尊心，我忍受不了江子哥那種眼光，我周正海好歹也是一縣之長，我雖然是個清官，但造房子的那點錢，還是拿得出來的。我無論如何也要把老屋改造好，改造成像旅游景區里的名人故居一樣。
這段文字透露出“兩個凡是”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同事或熟識的公職人員當中，凡是鄉下有宅基地的，多半都回老家建了新房子，有的甚至張揚得很。”
“我所在的新國縣，凡是當了領導的，不管大官小官，有的在老家造了屋，還有的在縣城建了樓房。”
毋需贅言，“兩個凡是”所指的造屋，不僅不是為了居住，甚至超出了紀念之類的精神寄托，而是“官員”們要顯示自己不同于一般百姓的“虛榮與自尊”，是在造一座高大門樓，造一種做官的身份標簽。無論是在物資方面還是在精神方面，都是一種赤祼裸的腐敗。這種腐敗正如一種惡性霉菌，會迅速感染四周，引起大面積糜爛——但法不責眾！糜爛的面積越大，無論紀律還是法律，就越是無可奈何。
由此可知，清官周正海縣長造屋，造的也是一種官員身份，是官威。
當然，不僅如此，也許還有某些更深層的個人原因。
我們來看看周正海第一次回鄉下老家造屋的背景。
2010年，周正海回鄉下老家造的這一年，也正是他仕途上倍受煎熬的一年。
因為縣里四大家換屆——各種考察和會議，搞得我焦頭爛額，做不成事情。之前，一些基層干部傳出風聲，這次換屆，我可能接任縣委書記，還說鐘衛回到東楚市任副市長。對于這類消息，我從來都是聽聽而已，不會當真。我心里有數，一個人的政治前途并非掌握在自己手里，否則，我就不會在新國縣長的位置上長達六年，按照慣倒，三年前屆中調整時，我就是縣里的一把手了。當時，劉建明剛剛上任東楚市委書記，鐘衛是他當市長時的秘書，鐘衛空降到新國縣任書記，事先沒有任何消息。
這一段文字，是縣長周正海的內心獨白。官場的掙扎，讓他不但感到疲憊，而且傷心失望，他痛感“一個人的政治前途并非掌握自己手里”。他本來在三年前就應該接任縣委書記，但由于他在烈士紀念碑和“楚國界碑”的問題上，與新任市委書記劉建明意見相左，這就決定了他的“政治前途”進入了陰暗期。
這還是隱形的潛在的麻煩，更有丑惡面目原形畢露的麻煩。
那是個周五的下午，東楚市委組織部王家部長在縣招待所找我談話。他是前一天來到新國縣城的，又是為了換屆的事。他坐在床沿上，一邊給我倒茶，一邊問我換屆之際有何想法。我說沒想法。他又說，有想法就說，別不好意思。我又搖了搖頭。王部長瞇著眼睛，嗬嗬嗬地笑了起來：正海呀，多少年了，你還是老樣子，脾性一點沒改。
我知道王家部長的意思，三年前那次屆中調整，組織上征求過我的意見，當時也是他找我談的話……他問我有什么想法，我說我沒想法……他又說，這次屆中調整，你作為縣長，要正確對待，如果能當上縣委書記，當然是好事，如果暫時不動，你也要正確對待，再說，一個百萬人口的縣長，當書記是遲早的事……那天，王家部長仔細瞧了瞧我的皮包，然后緩緩地站起身子，一邊瞇笑著，一邊扶著我的肩膀說，周正海同志是個清正廉潔的好同志嘛。
這會兒，王家部長又瞇著眼睛笑了起來，那眼神跟三年前一模一樣。他挪了挪屁股，結果枕頭底下冒出一截紅色紙角，仔細一瞧，原來是一疊紅包，紅包有厚有薄，起碼有四、五個，連紅包上的“賀”字和“福”字都看得一清二楚……為避免難堪，我趕緊起身，捊了捊頭發，掉頭瞅著窗子外面。這時，床上的手機響了，王部長回頭瞧了瞧，立馬拉過枕頭將紅包蓋住。隨后，他也站了起來，一邊訕笑著，一邊將我送到門口。我以為他會主動與我握手，他瞧了瞧我手上的皮包，突然沉下臉皮，重重地將門關上了。
從招待所出來時，碰到常務副縣長老吳，他拎著公文包，跟我打了一聲招呼，徑直進了電梯間……我掉頭瞧了瞧，老吳正站在電梯口朝我微笑，手上的公文包捏得緊緊的。我咕噥一聲，厭惡地瞪了他一眼……
我的心情頓時糟透了，王家部長老是盯著我的皮包瞧，那意思很明顯，他想我給他送錢。他是組織部長，換屆是他撈錢的好機會，他必須抓住。我可以斷言，剛才老吳拎著的公文包里沒有公文，全是現金。
陵園就在旁邊，我抬頭盯著里面的紀念碑，只想大哭一場。
作家以漫畫的技法，描繪出王家部長老是盯著人家的皮包瞧的滑稽神態，真的讓人忍俊不禁，但對當事者周正海來說，就真的是值得大哭一場。
周正海不是不知道送錢買賄的魔力。與王家部長分手出來，他接到家里的電話，說到細水叔阻撓他造屋，他立即就讓他弟弟趕快給細水叔送一千塊錢，一千不夠，就送兩千。可見，他也是深諳“買賄”之道的。
王家部長索賄和讓家人給細水叔送紅包，這兩件事就發生在同一個小時內，作家把這樣的兩件事放在一頁紙上，應該是“深有用意”的。
但是，周正海是個“有底線的人”，他可以買賄細水叔，卻不能買賄王部長！
當然，在“底線”與“升官”之間，周正海也是有猶豫和彷徨的。誠如徐九經《升官記》里唱的那樣：
九年來，我兢兢業業，做的是賣命的官
卻感動不了那皇帝大老官
眼睜睜不該升官的總升官
我這該升官的，只有夢里跳加官
面對如此巨大的不公，日積月累，浩浩乎郁積成胸中的憤憤不平，心理負擔太重，就難免要泄氣。這時候，升官，底線，面對現實的無可奈何，甚至還有逃避的企圖等等復雜的情緒，就在周正海的胸中混合雜糅而成塊壘——2010年，周正海決定回鄉下老家造屋，也許就是這種復雜心態下的潛意識行為。
周正海自己在下面說的這段話，可能是他2010年第一次造屋的最好注解。
流過淚后，我會盯著樹上的鳥，反復安慰自己，我周正海為什么要流淚呢？如今這世道，流行賣官鬻爵，像我周正海這樣的人，一個農民的兒子，既沒靠山，又沒花一分錢，這輩子能混到一個縣級干部，該知足了。俗話說，舍得舍得，我既然舍不得給王家部長送錢，舍不得給劉建明書記送錢，自然就得不到更高的官位，如果實在要怪，也只能怪自己，怪自己過分愛惜羽毛，臉皮太薄，把臉面看得太重，放不下身段……回到陵園開發問題上，如果我能與鐘衛保持一致，不予阻撓，或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我也不會落到這種下場，既然我想保住陵園，保住紀念碑，就得作好付出代價的準備，既想保住陵園，又想保住帽子，世上沒有這么好的事情。
四
周正海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有三次造屋經歷，其中要數第二次到王家灣造屋，最沒有道理。首先他這次造屋，同樣不是為了居住，如果為居住，他可以有更好的選擇。事實上，他在東楚市已經有了好幾套房子，而且最近他的妻子購買了一套江景房，已經交了首付。其次，王家灣不是他的老家，他把屋造在王家灣，造得再好，也不是他的根，與他的精神寄托，似乎扯不上關系。
關于這次造屋的目的，他自己說得很明白。有一次，幾個朋友在一起喝酒：
大家突然間扯到一個話題：此生最想做的一件事。王醫生說他最想做的事，就是開一家全市最大的私人醫院；老代最想做的事，就是想生個兒子；李教授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希望把楚國界碑的事寫成一部書，爭取拿到全國一等獎。
“正海，你呢？”他們一齊瞅著我。
“我的愿望有點特別……”我笑了笑，抱著熱水瓶站起來：“一直以來，可以說從小到大，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個地方做幢房子。”
周正海的這個“此生最想做的一件事”，其實并沒有他說的那么遙遠，而是直接脫胎于他2010年的那次造屋。
2010年的造屋，是徹底失敗了，他經歷了九轉十八折好不容易修繕的老屋，被一條穿村而過的高速公路吞噬了，連村子里老祠堂都被拆毀了。老屋，作為一種精神家園，似乎徹底毀滅了，只剩下一筆拆遷款，裝在他的口袋里。
裝在口袋里的這筆家園的拆遷款，與其說是金錢，不如說是家園夢的骨灰盒。
這個骨灰盒需要入土為安，他才匆匆選擇了王家灣。他在跟隨王醫生去王家灣看墓地的時候，就曾痛苦地對王醫生說：
“這一年多來，只要離開東楚市外出，遇到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看著看著我就會流下眼淚。”
“遇到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為什么“看著看著我就會流下眼淚呢?”因為眼前的景色，觸動了他心中的隱痛，讓他想到他的鄉下老家那個山清水秀的小山村，想到父親留下的那幢風雨飄搖的老屋，還有那座存續了二百多年的周家祠堂——這一切美好的回憶，都被那條穿村而過的高速公路撕碎了，毀滅了。
更深一層的思考：比高速公路發展還要快得多的現代文明，正在高速地破壞和損毀傳統文化和傳統文明，正在高速地蠶食我們的精神家園——這不僅是周正海的隱痛，更是作家和讀者都應該深切感受到的隱痛。周正海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聽信了王醫生的慫恿，決定到王家灣去造屋，在很大程度上是急于找一塊凈土，安葬他對故鄉老屋的紀念。
但這也并非全部原因。
回顧過往，周正海剛剛步入仕途之初，其實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他由調研科長升任市委副秘書長的時候，還未滿三十歲，是當時東楚市最年輕的副縣級干部。三年后，他又榮升團市委書記，成為東楚市最年輕的正縣級干部，而且，按照習慣思維，團市委書記就是當然的第二梯隊接班人。
他儼然成了東楚市最有希望的一顆官場新星。
果然，上級安排他出任新國縣縣長，雖然仍然是正縣級，但縣長是封疆大吏，是一方諸侯，是鍛煉和培養年輕干部的必然途徑。
按照推算，他當市委副秘書長未滿三十歲，三年后升為團市委書記，最多也只有三十一二歲，再到他出任新國縣縣長，大約也就是三十三四歲。他占盡了學歷（大學本科）和年齡上的優勢，三年縣長，然后是縣委書記，然后是副廳級、正廳級，乃至副省級，他仍然是同級中最年輕的干部。
那時候，他真正是前途一片光明，自然是躊躇滿志，壯志凌云。
但是，天有不測風云，突然晴轉陰雨，還伴有大風或沙塵暴。周正海的官場好運竟止步于新國縣縣長的位置上。因為年輕氣盛，因為過分愛惜自己的羽毛，因為新國縣的烈士碑和東楚市的楚國界碑，他開始走麥城了。
在縣長任上前三年的屆中調整時，他就應該是縣委書記了，這一班車趕上了，就一順百順。可以肯定，周正海是盼望過的。但他的盼望落空了，上面“空降”了一位縣委書記鐘衛，而且事先不向他透露半點消息。鐘衛何許人也——鐘衛是現任市委書記劉建明在當市長時的秘書。
——這一筆非常重要，官場是個講究人脈靠山的地方，當公權成為私器的時候，人脈和靠山就比什么都更重要。這多少有些官場現形記的意思，周正海知道自己改變不了這種現實，于是，他只能妥協，只能盼著下一次機會。
他在新國縣當了六年縣長，這是反常的，他前面的任何一任縣長，都在三年內得到升遷。唯有他當了六年縣長，這一次總該輪到“我”上去了吧?
但是，且慢——
到了這年冬天，新國縣的換屆工作進入白熱化，各種矛盾暗流洶涌。
王家部長又出場了。
“上次我去新國縣，問你對這次換屆有何想法，你當時說沒有想法，一切服從組織安排，是這樣吧？”王家部長以那種商量的口吻，友好地瞅著我：“你有這樣一種態度和認識，組織上是肯定的，是有數的。換屆期間，面對進退留轉，你能保持正確心態，服從安排，這是黨員領導干部的本色，你周正海保持了這種本色！”
部長代表組織上的全面表揚和肯定，就不是什么好兆頭，一般說來，在這樣好聽的官話后面，常常掩蓋著某種非常可怕的陰謀企圖和算計，真正要緊的話，往往是在“但是”之后。
果然，王部長的話中，出現“但是”了：
“你這幾年在新國縣工作，總體上是不錯的，上下反映也比較好，組織上也是肯定的。”王家部長緩緩地站起來，轉身倒了一杯白開水，放在我手上。“但是，市里的職位有限，組織上充分考慮到你的個人特長，打算讓你去一個輕松一點的部門任職。”
王部長的話，說得很明白了，周正海當了六年縣長，三年前就該是縣委書記了，可是，這一屆仍然不可能提拔他當縣委書記，那么，組織上會怎么安排他呢?或許，即使到了這時候，周正海仍然是多少抱了一些幻想的，但，這個可憐的幻想，也立即被殘酷地擊碎——
“市政協文史委。”王家部長指了指窗子外面，“這個單位舒服吧？”
這樣的安排，是誰都想象不到的。政協是退休前的茶水站，去市政協文史委，等于宣判仕途止步。這個打擊，對周正海無論如何都是致命的！
“呃！”我低頭笑了起來。這消息雖然來得唐突，但我心里卻異常平靜，三年前，王家部長在這里告訴我不能升任新國縣委書記時，當時我還有點難以接受，而今天，我竟然坦然多了……
“今天請你來，就是想聽聽你的意見。”王家部長一臉莊重地說。
“我能有什么意見呢？我說過，服從組織安排。”我將茶杯放回桌上，站了起來，“只是我不太明白，組織上一方面肯定我在新國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我的工作安排上不斷地邊緣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當年，讓你去新國縣當縣長，可不是邊緣化，那是委以重任。”王家部長沉下臉說。
“您說不是邊緣化，那我問您，除了我周正海，新國縣哪個縣長連續干過六年？哪個縣長最后不是在當地當了書記，就是到異地當了書記？您自己掰著指頭算一算，王能光，李相克，易明……等等，他們都是在新國縣當過縣長的，他們當中有誰像我這么安排的？”我突然間激動起來，這是我沒有料到的，剛剛還平靜的心情，卻陡然間發生了變化：“我擔任正縣職都快滿十四年了，當年跟我一起提拔的那些人，正廳級都有了……”
這一大段宛如話劇的文字，何等精彩！
居高臨下的組織部長王家把大段大段的假話、官話、套話，全都說得字正腔圓，朗朗上口，說得一板正經，真誠嚴肅。但舞臺效果卻是適得其反，聯想到他經常盯著人家的提包看的滑稽像，他越是說得認真嚴肅，就越顯得滑稽可笑，令觀眾捧腹。
而周正海呢?盡管他說“這消息雖然來得唐突，但我心里卻異常平靜”，其實他是強壓心頭的憤憤不平。因為，他雖然對接任新國縣委書記不抱希望，但他仍然希望對他職務有一個相對合理的安排，他認為自己這些年在工作上是對得起良心的，他做夢也不會想到，會安排他去政協文史委。他憤憤然質問王家部長的那些話，就是他噴口而出的義憤。“我擔任正縣職都快滿十四年了，當年跟我一起提拔的那些人，正廳級都有了……”
這一句話里，飽含了多少委屈，多少憤懣，更有多少抗爭！
按照官場現實，到了政協，一個官員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就進入冬眠狀態了，基本上就可以算得上是“壽終正寢”了。但擔任十四年正縣級干部的周正海，此時應該還只有四十多歲，不到五十歲，他不服氣，不甘心，卻又無可奈何。他的心，此時可能就一下子冷透了。
他的人生，在這時候進入了最低谷——這也可能是他匆匆去王家灣，為他的精神寄托尋找一塊墓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五
如果說，周正海第一次造屋，是造一種紀念，而第二次造屋則是造一種逃避；那么，他第三次造屋，就完全是造一種庇護。
2011年新年元旦，東楚市委任免文件下來了，敗走麥城的周正海灰溜溜離開新國縣，回到東楚市，出任市政協文史委主任，離他2010年秋天決定回鄉下老家造屋，不過半年時間。
但這半年可能是改變他整個人生的分水嶺。就從政而言，周正海是從東楚市起步的，走到新國縣，又折回來了。走的時候，意氣風發，壯志凌云，回來則偃旗息鼓，心灰意冷。他的仕途也算是畫了一個小圓，不過，這個圓畫得有些癟，很像是一個被戳破的氣球。
新單位果然清閑自在，所謂文史委，其實就四個人，一名主任，兩名副主任，再就是一個科長。兩名副主任都是接近退休年齡的人，剛從外單位調過來，平時上班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那名姓叢的科長，實際上就是一名工作人員，一些具體的事情都是他做。
初次從官場敗下陣，他想造一幢“屋”寄放自己的靈魂，結果他在經歷了老家祖屋的毀滅后，又經歷了王家灣造屋的失敗。
此后五年，他再也沒有想過房子的事。
他或許終生再也不想造屋了，就像他再也不對官場抱幻想一樣，他現在對這兩件事，可能已經是徹底死心了。
但是這五年里，大浪淘沙，一些不法官商被處理。
這五年，周正海可以干一翻事業的大好時光，被無聲地消磨了，被長江的滔滔江水帶走了，他應該也年近五旬了，太陽已經偏西了。
這時候，東楚市來了一位新書記周明。
周明是學歷史的，他懂得保護楚國界碑的意義，希望周正海能夠發揮自己的作用。2013年7月，周正海從市政協文史委調到文物局，擔任局長兼黨組書記。
山重水復，柳暗花明。
無須為君子諱，這時候，周正海的心，肯定有些死灰復燃的意思，肯定有一顆芽尖，在他那顆荒涼已久的心中不停地拱動，想要破土而出。
但是，《論語》有言：“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論語.微子》）
意思是說，柳下惠為官，被罷免過很多次，有人說：“你不能離開這個地方嗎?”柳下惠說：“正直地為人處事，到哪里不被多次罷免?不正直地處事為人，又何必離開父母之邦呢?”
周正海不能改變自己的底線，“直道而事人”，到哪里都難逃“三黜”的命運。東楚市雖然沒有劉建明沒有鐘衛，但還有市長章為勝。
關于這位章市長，小說有一段精彩介紹：
從北京回到東楚后，我將省局的意見和國家局的意見同時向章市長作了匯報。這個工作上雷厲風行、作風卻簡單粗暴的領導者，從椅子上猛然站起來，指著我吼道：“老周，我跟你說呀，我這個人只看結果，不問過程……楚國界碑有那么重要嗎？它不就是一塊小石頭嗎？有什么不能遷移的？三峽那么多的文物都搬遷了，其中瞿塘峽的每塊石刻都是幾十個平方，最后都切割下來了，像楚國界碑這么一塊小石頭，你竟然這么難！我實話跟你說呀，老周，我要不是看在它是個文物，我早就找幾個人將它扔到江里去了。我再給你一周時間，如果你還是搞不定這個事，你自動辭職，現在市里正在開展主題教育活動，你這樣的辦事效率和辦事作風，的確是個問題，再說嚴重一點，就是典型的不講政治規矩，你太讓我失望了！”
這是一個典型的官場人物，在他的心目中，“我的地盤我作主”，普天之下，莫非王臣，這就是政治規矩。所以，楚國界碑在他眼里就是一塊小石頭，有什么不能遷移的?我不管你是什么文物局長，你得聽我的，你不聽我的，你就給我滾蛋，別讓我看見你。
我們讀這段文字，看到的章市長，就是一個既無知又粗暴專橫的家長，甚至更像是幫會首領、黑社會的龍頭老大。
當公權成為私器的時候，執掌公權的那個人，就一定會把公權看成是他個人的“私器”。這些掌權者只會看他的上司的臉色行事，而不會想到下面的老百姓。因為他手中的權力，是上司對他的恩賜，與下面的的老百姓沒什么關系。
照一般思維，諸如烈士陵園周邊能不能搞房地產開發，一座有了相當歷史的工人文化宮能不能隨便拆除，楚國界碑能否搬遷，這樣一些重大問題，理應由當地政協組織協商論證，應當由當地人大來討論決定，而不是由某位什么長什么書記一個人說了算。
但是，劉建明掌權，他就可以一個人決定拆掉工人文化宮，讓他的弟弟來搞新國烈士陵園的房地產開發；章為勝當市長，他就可以指著楚國界碑吼叫：“它不就是一塊小石頭嗎?”找幾個人把它扔到江里去！
無論是在新國縣，還是在東楚市，周正海都繞不開烈士碑和楚國界碑。
烈士碑鐫刻著共和國的來路，鐫刻著共產黨的初心。這種初心，與劉建明們的追求，大概從來都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至于楚國界碑，那是這座東楚市的來路，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歷史的借鑒，對于我們當今的重要，可能也不是章為勝們能夠理解得了的。
士可殺，不可侮。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萬章章句下》）
周正海當年在新國縣當六年縣長，就是照老夫子教導的那樣做的，跟鐘衛和常務副縣長老吳那樣的小人相處，他也忍氣吞聲，雖然得不到提拔，工作卻一如繼往地盡心盡責，而且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底線。
但是，孟子還曰過：“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孟子.萬章章句下》）
這一次，周正海要學伯夷了。
當章為勝從椅子上猛然站起來，指著我吼道：“我再給你一周時間，如果你還是搞不定這個事，你自動辭職！”
我當即站起來，直瞪著他說：“你也不用再給我一周時間了，我現在就辭職。”
也許，周正海在喊出“我現在就辭職”這句話之前，他的心中就萌生了去意，而這一次與章為勝的直面沖突，則成為最后爆發的導火索。
再一次敗下陣來的周正海，還能往哪里逃?
我們也許都在這樣的經驗：當你被黑夜中的一種恐懼追逼時，你會努力往自己的家里跑，跑進了家門，你的心還在呯呯跳，但你會拍著胸口說：“總算到家了！”當你遇到大風大雨的時候，也是這樣拼命往家里逃跑，跑進家門就會在心里感嘆一聲：“總算到家了！”
人在遇到危險和危機的時候，都會很自然地想到逃回家去。
更有的時候，人在外面遭遇了傷痛，同樣會急著逃回家去。
家，很多時候是一個防御堡壘，心靈的和肉體的。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周正海回到他的祖宗出發的周由村，造一所與他出生完全一樣的房子，大概也就是這樣的意思。
現在可以回過頭來梳理一下：
假如周正海在官場一帆風順，他還會回一而再再而三的到鄉下去造屋嗎?以他一貫的行事風格，可能不會。因為他是一個有底線的人，如果他一路飛黃騰達，凱歌高奏，他的工作會非常忙，大事尚且忙不過來，哪有心思回鄉下造屋?
而他的官場失意，主要的是因為他繞不過烈士碑和楚國界碑。繞不過那兩塊碑，又是因為他“直道而事人”的底線。
所以，周正海的悲劇，是性格悲劇，周正海要回到祖宗的出發地，造一座屬于他自己的屋，是一種必然。
但還有一個重要問題不能解決：周正海住進他自己造的那座房子的頭個晚上，為什么會做那樣的一個夢?
(柯尊解，湖北省作協會員，黃石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個體經驗的赤誠之美
——荒湖長篇小說《有底線的人》讀后
盧圣虎
荒湖正深度進入他所向往的文學時間。
他是一名勤勉的公務員，更是一位純粹的作家。繼2018年出版長篇小說《魔莊》后，短短兩年時間，又寫出《彼岸花》《下馬街》等優秀短篇，特別是新近火熱的《有底線的人》，煌煌長篇，在《百花洲》頭條推出，爆發出驚人的創作力和影響力。
坦率地說，我很多年沒認真讀小說了。一是懶，二是嫌小說太長。對身邊寫小說的，除了本能的禮貌，就是推己及人的佩服。因為自己寫不出，寫小說更像干體力活，尤其是中長篇，其難度令我望而生畏。
夜深人靜，愛人還在等待微信連載的《有底線的人》，疲勞和瞌睡一掃而空。這種情形我只在初高中時見識過，我們閱讀的是金庸。于是我將這部小說收藏，花了幾天時間細讀后，終于理解了這部小說勢不可擋的閱讀量和留言潮。
荒湖似乎一直沒有中斷小說創作，哪怕很長一段時間曾身處機關要務崗位，也勤奮地成功塑造了“周儒”這一典型人物（見荒湖小說集《無縫對接》）。我記得他年輕時寫過很好的詩，偶爾也曬曬散文隨筆之類。他的語言很美，行文干凈、流暢，就像他即興講話一樣，從不拖泥帶水，從不虛空，表達精準，真心實意，點到為止，聽者如沐春風，往往余味無窮。他的這些本領或許是天生的，又大抵與他的精細閱讀、寫詩經歷及職業熏染有關。
《有底線的人》講述的是兩代造屋和兩塊石頭的故事，時間跨度長達半個多世紀，人物近百，情節迭宕起伏，沖突不斷。駕馭這樣復雜的題材深具挑戰，也有些冒險，但荒湖去繁取簡，布局精密，以“兩縱兩橫”呈現了小說結構上的整體性及故事推進的清晰度：一縱為父親的造屋歷程及家族的時代變遷。另一縱為主人公周正海的當下生活。“兩橫”，或者說是兩條分支線，一是周正海的造屋經歷，二是他的官場沉浮。兩條縱線相映并行，兩條分支犬牙交錯，共同織就一張百態叢生的命運之網，主人公兩代人的妥協與執念在其間傳承激蕩，演繹出一曲已然超越時代的英雄主義悲歌，而小說的精神核心貫穿其中，成為向死而生的靈魂：無論世事如何艱險，做一個有底線有原則的人。
我非常感興趣這部小說的源起。海明威曾這樣解釋過他作品的由來：我從來沒必要選擇一個主題——相反，是我的主題選擇了我。如果我們熟悉荒湖的經歷及其志趣，我相信這樣的推斷是令人信服的：這部小說就是荒湖深耕個體經驗而噴發的“順理成章的風景”，他不是寫周正海一個人，而是寫一群人或一類人。更確切地說，這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一個人的心靈史，一個家族的苦難史，一個村莊的變遷史，一個地區的發展史。
對于一位真誠關注現實的作家，寫什么無疑比怎么寫更有意義。周正海及其父親終其一生的執著，表面看是棲居之所的建造，其實是對人生價值的可貴自證，對潔凈人性的本色踐行和傾心守護，而“兩塊石頭”（烈士紀念碑和楚國界碑）既有深刻的隱喻，又豐富了操守的形態和內涵。夜暗方顯萬顆星，燈明始見一縷塵。人生往往在與陰暗的相伴相克中，那縷螢火才會放射出動人的光芒。在小說中，無論是可以觸摸的過往歷史，還是一言難盡的當下現實，作品獲得厚重感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擦碰所謂的敏感雷區，甚至直接與暗處的壁壘迎面相撞。如令人窒息的官場，如勢利油滑的人際關系，如無法深究的地域發展等等。周正海的選擇更多的是抗爭，是矢志不渝，而不惜頭破血流，不惜家破、丟官，最終歸隱山林。
聶魯達說，詩人的生活必然在他的詩歌中得到反映，這是藝術的規律，也是人生的一條規律。我認為這同樣適用于小說作家。一部心力之作，一定會發現作者的影子。
《有底線的人》展現的是荒湖爛熟于心的場域：鄉村、老屋、家族、縣城以及風云變幻的時代，自然也充注了他對現實的思考，對人性的觀照，甚至省悟、批判。正如他題引艾青的名詩：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小說真實地烙印了一位成熟作家在當下普遍缺失的優異品質：勇敢、擔當、高潔、赤誠等等。由此也可以判定，《有底線的人》是一部記錄歷史、緊貼現實的誠實力作，也是一部具有悲劇色彩、精神紋理以及獨特藝術審美的感人之作。
當然，這出悲劇也蘊含有向上的力量和無限的希望，這顯然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的生命力所在。如父親畢生終于將屋造成，周正海終于輾轉找到靈魂棲居之所，以及“兩塊石頭”的人間命運……這些結局的處理讓人唏噓不己，同樣也耐人尋味。
作為小說的門外漢，我不能說得太多。事實是，這部小說讓我得到了很多，有些甚至是忽略已久的東西，現在有必要將它們撿起來，恰當融入自己喜愛的事業。例如，對宏大主題的象征性素描，對流逝之物不動聲色的溫潤，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自覺搶救等等，這些亮點或者寫作技藝，鋪陳于小說中，將為各取所需的讀者增添持久的吸引力。
(盧圣虎，湖北洪湖人，詩歌寫作者、文藝評論員、資深媒體人)
讀者反響
---- 著名作家荒湖老師長篇大作《有底線的人》，本想看完轉發，結果沒看一半就忍不住要分享出來。一部非常深刻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越讀越讓人深思……（讀者財詩人生）
---- 追劇一般，從頭至尾。鮮活生動，立體多維。置身其中，忘了是長篇小說，等待再續；非常好，有味道！讀得津津有味，簡直就是享受！我要感謝作者，辛勤耕耘荒蕪的心靈，一派翠綠生機（讀者余女士）
---- 故事里的人物活靈活現，栩栩如生，就好像看了一部電影；好看，轉啦！快點更新吧，等著看呢；小時候盼望的那雙雨鞋，那張寧波床，那間臥室，永遠成為童年的遺憾，無法彌補。可成年后的我們，怎樣才能不再辜負自己的內心呢？一個不隨波逐流的人，在洪流的沖刷下，只能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堅守。還好，心中的那棵合歡樹還在，在風中颯颯地響，紅色的毛絨花依然閃耀（讀者陳女士）
---- 活著，真難！人生再多苦難，還是選擇做一個有底線的人。每天都在等待后面的故事，每天都在期待最后的結局……（讀者劉女士）
---- 眼睛看痛了，還是忍不住，必須一口氣讀完（讀者葉先生）
---- 每天晚上都在等待著更新（青年作家龔甫）
----荒草連連燃野火，湖浪滔滔奮蛟龍。刀光劍影橫底線，平凡之處見英雄（讀者劉先生）
---- 荒湖是有思想的人（作家劉平海）
---- 以父子兩代人造房故事為主線，以城鄉二元區域為框架，講述了主人公為民為官的故事，處處呼應了那是個有底線的人（讀者鄒先生）
---- 搖窩窩，搖窩窩……我小時候我媽也是這么給我唱的。這確實有些悲傷了，配啥表情都符合不了我此時復雜的心情（微刊黃石文學執行主編李翠）
---- 政府修路村民要求改路，文物保護與不保護，不讓拆房與盼望拆房，農村房頭明爭暗斗，各種利益糾葛，矛盾交織，不斷深化……這是我近段時間來唯一堅持讀下去的小說（公務員周平海）
---- 黃石是個移民城市，長篇小說《有底線的人》中的主人公和故事，是多么的熟悉，似乎看得見摸得著。故事主角的妥協或執念，正如作者所說“這個講原則守底線的男人，始終保持著一份可貴與不易，一份彌足珍貴的赤子情懷。他竭力守護的，其實是腳下的根脈，是靈魂的安放地。”寫得真好！作者是我們鋼廠走出來的作家，我為轉發這部長篇小說感到非常自豪！（讀者汪先生）
---- 讀完了由《黃石文學》連載推出長篇小說《有底線的人》，深切地感受到作家荒湖編造的故事是那么熟悉。我想，讀者感到熟悉，前提一定是作者熟悉。作家寫小說，不能只寫那么幾個人物，寫了多長，主要取決于作家對所要描寫的人物和故事的熟悉程度。這種熟悉，就像是發生在作家本人的身上，像是在寫自己，將自己的滿腔情感傾注于筆端，才是一個作家所追求的藝術效果，這樣的作品，才經得起品鑒，才能激起讀者的關注和共鳴。（朱春華，農村基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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