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波：重建現代漢語的自然詩學——關于哨兵近作《自然課》
來源： 發布時間： 2022-06-21 作者： 劉波
劉波，男，1978年生，湖北荊門人，畢業于南開大學，文學博士，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五屆客座研究員，湖北省作協簽約評論家。現任教于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與新詩研究。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南方文壇》《當代作家評論》等報刊發表評論文章近百篇，出版有《“第三代”詩歌研究》《當代詩壇“刀鋒”透視》《文學的回聲》《詩人在他自己的時代》《重繪詩歌的精神光譜》《“中生代”詩歌研究》等專著和文集7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和湖北省社科聯等項目6項。曾獲得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湖北文藝評論獎、《紅巖》文學批評獎、揚子江詩學獎•評論獎、屈原文藝獎、“草堂詩歌獎”年度批評家獎等。
重建現代漢語的自然詩學
——關于哨兵近作《自然課》
劉波
自現代詩發生以來，詩人們在寫作實踐中對于自然、日常、古典與傳統的理解已發生了潛在的變化，那些微妙的轉換給寫作者帶來的考驗，正是我們重新認識這些概念的前提。在后工業社會，我們所身處的自然，很大程度上被異化了，而非純粹的鄉野的自然。在此有一個很重要的參照，那就是后工業時代現代性對于自然的“改造”，它促使我們必須完成對自然的重構。也即是說，只要經歷過工業社會的“洗禮”，我們再返觀自然時就自覺地帶上了比較的視野，這種比較可能是無意識的，但它作為精神鏡像構成了我們觀照現實自然的基礎。自然在生態變化中被賦予了新的價值與力量，而在很多詩人心目中成為了值得重新解讀的風景，它可能是內心的烏托邦，也可能是我們無止境的先鋒美學的救贖之源。
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理解哨兵近些年的洪湖書寫，就能明白他何以如此用力與掙扎，那份書寫的糾結正是他平衡自然美學的內在動力。如果說從陶潛到王維，古典詩歌的自然書寫還是歸于一種精神寄托的話，哨兵的洪湖書寫則已經越過了單一的鄉愁，他有著更大的美學抱負——在現代詩歌中如何更立體地書寫自然？這一命題雖然早有詩人涉足過，且不乏優秀作品和獨到心得，但在哨兵看來，多數人還是在傳統靜態的意義上書寫自然，那種靜態的自然觀不足以涵蓋當下如此生動的內心“風景”。以柄谷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提出的觀點引申來看，風景的發現正在于我們由現代性的視角引發了某種顛倒的自然，現代性是一個“認識論裝置”，我們通過這個裝置看到的風景是一種被感受過的自然，其中隱藏著破壞性的力量，而在詩歌文本中也部分投射了這種破壞所造成的陰影。自然生態的被破壞，很大程度上在于人為的干預和人心的失落，與其相對應的，則是很多人在擁抱現代性時導致自然觀出現了悖論。自然的有限性決定了其延續可能是非歷史化的，它隨著現實的變化而獲得新的賦形，因此，面對詩歌書寫的當代性，“再造自然”也許就是題中應有之義。當現代性與自然因為人為的機制而愈來愈割裂時，重建一種信念當為必要，很多詩人也試圖以自己的寫作實踐重新確立自然觀。然而，它又像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可讓我們在書寫中找到主題“再生產”的可能；另一方面，卻一再偏離純粹的自然，只是將自然當作演繹小情小調的道具，最后僅僅呈現為一種狹隘的地方志書寫。
就哨兵個體的寫作而言，他從興趣自然到審美自然，再到精神自然，這一脈絡貫穿其新世紀以來的寫作歷程，直至今天他找到了書寫洪湖的獨特路徑，那已經成為了他的日常功課，并延伸和拓展至更寬廣的自然之道。為此，他直接提出，漢語到了“重建自然”的時候（哨兵《漢語的自然》，《星星•詩歌原創》2020年8月號上旬刊），這是一種警醒，也是一份覺悟。他以組詩《自然課》來回應自己的提問，其實是將自己放在了一個更為闊大的命題里進行審視，到底如何以新的方法論來書寫自然？尤其是針對古典自然書寫的強大傳統，又怎么在現代漢語詩歌中“重建自然”？帶著諸多困惑，哨兵試圖讓自己的自然書寫成為一種文化，并由此重建新的傳統。“我以詩探尋洪湖，并在泥水里/插栽語詞，如植蓮/種藕。”這是詩寫的出發點，也是詩人立足于洪湖對自然進行的“敘事”探索。而在古典的自然書寫里，抒情傳統表征的是隱逸知識分子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一角度看似讓自然更靠近本質，實際上是自然書寫的一種高度社會化的變體。在哨兵筆下，自然的實質乃是一道現實的光源，它照亮的不僅是自然本身，同樣也有對我們被現代性所異化的內心的喚醒。這里暗藏著傳統的幽暗意識，哨兵并非要規避它，而是以更虔誠的心態包容它，轉化它，以建構新的自然書寫體系。
在《自然課》中，哨兵堅持從最基本的觀看和傾聽之道出發，去捕捉自然的瞬間之美，但最后還是回歸于內心；他渴求安寧，卻總是在喧囂里領受自然的饋贈。這些悖論性的矛盾和沖突，時時讓詩人感受到書寫的不易甚至艱難，他究竟要寫出什么樣的洪湖呢？“從洪湖這個小地方出發，騰挪輾轉，無非要回到詩歌的洪湖。”（《漢語的自然》）洪湖的水、鳥、草、木，那是他最熟悉的現實自然，由這樣的現實自然如何窺探到古典與現代相互轉化的邏輯？這似乎是難以完全契合的范式，古典的自然與現代的自然無法跨越漫長的時空而融合成為一個整體。當詩人以當下的現實自然去對接歷史的自然時，其回望的心態可能通向虛無，而向未來展望的姿態，也會遭遇同樣的困境。“在洪湖。世界/早已暗中安排好一切，連我/茍活半生，也一直在尋找白鰭豚/中華鱘，和消失的水妖”，這是一種宿命嗎？對洪湖的觀看，是否為命定的程序？在詩人深層次的表達中，一種神秘的詩意保證了其寫作的有效性和可延展性。就像哨兵在詩中所言，“與霧相伴/虛無是我的來歷和糧食”，在面對自然的浩渺與宏闊時，他所擁有的可能只是“無言”，前后的虛無之感既是歸宿，也是新的起點。虛無何以構成詩的歸宿？它是詩人在認知自然這一延長線上的必經之路，由自然到人心，哨兵重新發現了一道陌生的風景。當洪湖起霧時，其心境體現為“此地，不宜養老/做歸屬，只適合當過客/聽鳥，聞世外動靜/并懺悔”，這里面潛藏著詩人的比較意識，他從不宜養老的角度指認了洪湖的“潮濕”，不宜居的自然與古典傳統的自然是否也有同構性？而在古典的自然里，它只是一維的，因為沒有可供選擇的“城市”參照，隱居山野的詩人尋求的是心境的安寧，并未對物質的自然作出過多要求。在現代詩人的自然書寫中，總有一個更高的宜居標準在要求自然的舒適，所以很多的向往僅體現在情感上和短暫的換位中，而非長久的考量。
在哨兵的自然意識里，后工業時代的景觀始終是他看待自然的一個參照，這是洪湖遭遇現代性的必然語境。詩人直面這一語境時所能追問的不是自然存在的合法性，而是工業時代的自然已經發展和演化為我們命定的現實。“這些年，在蘆葦、荷花和大水間，在縣城、漁村與鳥群中，洪湖給我設置的美學課堂和自然教育，像詩歌私塾，單調，平庸，重復，也關涉浩渺、包容、寂靜等藝術品質。”（《漢語的自然》）可能正是因為洪湖的浩渺與包容傳遞給了他開闊的胸襟和寬廣的視野，在這種對自然的理解里，詩人才打破了傳統的城鄉二元對立模式，而于心理上認同自然在現代社會的處境。“山水/易容，須重新認知。岸邊/樓群隱沒，似遠山/又如怪物。視線之外/我已無力表達，語言盡頭才是詩”，詩人是否說清了山水和語言問題？當他默認了一種工業時代的自然時，這些矛盾、沖突乃至悖論，都隱含在了既定的秩序中，它們在被作為問題提出的同時，詩人這一行為可能也構成了問題本身。“此地啊/一直在再造自我/并在自然里添加新元素/站在洪湖的立場/風打湖面/與雅馬哈掀起的狂瀾/都能讓蓮妖嬈/戰栗。今日春光明媚/我已理解那艘汽艇，如理解/風。所有高速的事物都是風的變種/自然的傳承。”詩人為什么能夠理解那艘汽艇？也許是因為他理解了在現代性的規訓之下，工業時代的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自然能夠和諧相處，并構成另一道與速度有關的風景。“斯情此景，我的詩，該如何在洪湖敘事？又該怎樣抒情？”（《漢語的自然》）他尋找的答案不是非常態的奇跡，恰恰是更為日常的生活景觀，這才是哨兵書寫洪湖的當下形態。
以哨兵的觀點而言，現代漢語詩人對于自然的理解還是顯得過于狹隘，隨著時代的發展，自然的變化也是動態的，以古典情懷去認知現代的自然，要么將自然簡單化了，要么就視自然為無法破解的神話。我們在現實中沒有能力戰勝自然，可是在詩歌里，自然成為了一種結構，一種詩學，一種超越了文學范疇的更開闊的藝術之源。“在大自然的雙重美學里/啞口無言。”面對洪湖，詩人很多時候是失語的，他的困惑不在于主題本身，而在于如何書寫它。書寫與描繪的艱難是困擾哨兵的一個核心命題，這其中肯定有古今中外各種經典自然書寫的影響的焦慮，同時也有他自身對自然在理解上不斷變化的精神折射——在自然的現實存在里，詩人到底要如何以自己獨特的“詞”去對應那些作為個體的“物”？而詞與物最終能否建構一個作為自然整體的洪湖？“此刻我躺在岸邊陽光下/透過黃絲草端詳那一只白鸛/為大自然操心。這種珍禽/幾近絕跡，叫聲凄厲/癡情，已求偶不得。但鳥鳴/是一只鳥說不出的苦，不因愛/也不為回應和聽眾。就像我/早已是深淵，裝著另一座洪湖/從沒把這片方圓百里的水域/安在心里。所以沒有誰比我對遼闊/浩渺和上善若水更執迷不悟。”詩人聚焦于對鳥的關注已經內化為對自然的審視，而自然在此似乎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它是詩人感悟與書寫的一個通道，連接著其理解詩與世界的精神維度。在哨兵筆下，具體的自然風景是清晰的，但更大的自然之道則又是混沌的，它雖然也有普適性的一面，而一旦面對方法論的問題，對其的再度賦形又開始變得異常艱難。
面對浩渺的洪湖，哨兵很多時候是以藝術的眼光去看待這一片廣袤的水域。他曾屢次提到聲音、色彩、畫面與構圖，這種音畫標準所帶來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可能根植于洪湖至為深廣的水文化底蘊和“緩慢”的古典傳統。詩人流連于自然饋贈給他的寧靜氛圍，在動與靜的交織中，他迷戀于觀察和體驗，他不是不知道怎么去書寫那些風景和難題，而是如何直面“舊風景”來理順自己的新思路。詩人眼中的“新”，在于自身作為主體的變革和堅守，是否也能在洪湖的變與不變中獲得內在的呼應？實際上，離開了故鄉而又具有濃郁故鄉情結的詩人，與洪湖越來越錯位，他走得更遠了，而洪湖在逐漸被現代性打開的同時也趨于某種封閉，詩人內心的博弈在具體的文字中就形成了一次次沖撞，矛盾與糾結之后，陷入為精準書寫所累的無限循環。“寫一行，死一回。再寫/才會重生。詩/總是這樣折磨我，站在/自然那一邊，在菰草/潛鴨和水云深處/在我的對立面，野生/語詞。我卻在人這一邊尋找/句子和聲音，與詩/遠隔一陣鳥鳴，從沒接近/更無力抵達。多年來我已認識/每只鳥兒。我一直等著那只關雎/在洪湖，喊出我的名字”。這更像是一首元詩意義上的作品，哨兵寫出了他的疑問與困惑，也道出了自己的精神難題：是否在自然書寫中抵達了詩？本質性的追問透出了詩人的一種失敗感，這樣的悲劇意識是詩帶來的宿命之意，他最終不可能完成那個堪稱完美的作品，因為自然本身的限度已經決定了其內在抵抗性書寫的多維面向。
哨兵在《自然課》中的感慨近乎一種敬畏，一種精神的獻祭，他在自然、日常、現代、古典與文明之間的撕扯中突圍，這種對話的努力既是一種堅守和捍衛，更是他以個體的自然觀來作為詩歌書寫的注腳之體現。當現代文明不斷地沖擊著古典的風景時，在洪湖，只有“以鳥類的眼光打量自我，才有可能重建漢語的自然”（《漢語的自然》），這是所謂的傳統遭遇變格的重要時刻，它漫延至我們打量自然和世界的眼光，特別是在現代性已成定局無可更改時，我們是否需要從激進的反抗回到對話的視野？“誰在今天糟蹋/現實，就有誰在明天失去將來”,由洪湖的景觀，詩人領悟到了更具普適性的理念，因為太多功利的“建設”破壞了純粹的審美，洪湖人無法再回到單純的“漁民”身份認同之中了，只能不斷地退守和妥協。詩人觀察洪湖的分裂的內心現實，其實同構于我們面對現代性時的兩難處境。而在遭遇自然“潰敗”時的內心觀照和自我拯救，對于詩人來說是可以獲得切實體認的啟悟，這既是現代社會的自然之道，也是當下詩歌重塑自然時所必須恪守的準則。這一準則并不是每一個詩人都能遵循，哨兵的警醒之言是一種信念，也呈現為詩與自然在詩人筆下深深的命運感。“我的詩，該如何在洪湖敘事？又該怎樣抒情？”（《漢語的自然》）詩人的自我追問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一直是懸置的，無論他怎樣在普遍語境的洪湖中覓得獨屬于自己的風景，其“分叉的想象”還是指向了對自然的解構。而在打通古今的理想中，詩人的“野心”必須落實于有限自然對接無限詩意的探索，歷史感的貫通并非留白或隱喻的修辭所能達到，它也要通過對真切經驗的革新，才會獲得既可意會又可言傳的呼應。
在對自然書寫的實踐中，哨兵已經走得很深也很遠了，他在打通古今中外文學與藝術的理想中是要找到切入自然的核心，但它并沒有固定的位置，仍然需要詩人不斷地去尋找，而尋找的過程也是一次次自我突圍的挑戰。哨兵重建“漢語的自然”之理想，蘊含著穿越時空回到當下的意圖，他不再以對抗的姿態抵制現代，相反，他以更為理性的方式彌合了現代性與自然的某些裂痕。這種對話基于總體性的視野，他需要將概念性的自然轉換為具體而微的日常性自然，在情感的逐漸滲透中靠近和理解生命中的自然，這是哨兵重建現代自然書寫的邏輯，也是他通往更深邃詩意的立場與選擇。詩人在新的自然起點上重新出發，他所獲得的自我認同不是枷鎖，而是一種接通歷史與現實的力量。它會顯得更為瓷實和豐富，從而打破簡單的地理書寫格局，由表象的自然進入到思想維度的自然，這才是重建現代漢語詩歌自然書寫的辯證法。
——刊于《作家》202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