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杉杉：消失、無緣、新生
來源： 發布時間： 2022-06-21 作者： 譚杉杉
譚杉杉，文學博士，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文學與比較文學，近年來主持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日本白樺派文學的倫理書寫研究”，在核心期刊發表《<暗夜行路>亂倫敘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論新世紀長篇小說的歷史敘事》等論文，出版學術專著《有島武郎小說中的親子書寫研究》。
消失、無緣、新生
譚杉杉
對于中國及其完全置身其中的世界來說，2020年必定是一個被記住的年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生和后續效應使我們重新審視我們身處的時代：因疫情而“鎖國”，全球化進程放緩，世界體系結構性危機的大爆發；美國大選以極戲劇極不體面的方式引發全世界前所未有的關注；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衰退、高失業率、各個層面的不平衡在進一步加劇。當我們將眼光從對世界的凝視轉向中國，我們會發現，進入新世紀，“三農“問題仍然是當下最需要關注的重中之重。解決后現代、后疫情社會的問題，前工業時代的農耕文明會有所貢獻嗎？這是對當下農村價值關懷的起點，也是價值關懷的基礎。很難想象缺少生機勃勃、充滿文化自信的農村，我們的現代化是完整的和全面的。
一
談及農村和農民，最核心的關鍵詞是土地。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曾指出所有的農業文明都賦予土地一種崇高的價值，從不把土地視為一種類似其他物品的財產。土地是農村的根本，既創造財富，又提供棲居之所，還是往生之地，生產、棲居、往生構成了人類生活的全部內容。在農村，生產用地、住房和墳塋是混雜在一起的，它們井然有序地排列著，隱藏著大家默認的禮俗，勞作和休養生息、生和死自有其界限和分寸。較之城市，農村在前商品時代的千年變遷中始終能維持其原初的樣貌，它承載了希望，隱藏著秘密，存貯著世世代代的記憶，土地是不動的，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然而，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土地的意義逐漸被消解進而失去其崇高價值。土地在消失，這種消失在物理層面上呈現出兩種樣態：荒蕪的廢墟和炸裂的新城。
就前者而言，在商品化時代，傳統的農業勞作因不能帶來高收益所以不再受重視，農民的土地財富價值觀已經由凸顯到下降，對離開鄉村進入城市的農民來說，土地逐漸成為了一種負累，而固守土地的農民們又無力應對劇變，土地荒蕪無可避免。《望春風》里“儒里趙村”在資本的碾壓之下被整個拆掉用于開發，承載著歷史記憶的祠堂也被夷為平地，又由于資金鏈斷裂被棄置淪為廢墟，遠離市聲，惟余寂靜。閻連科的《炸裂志》則描寫了“炸裂”村五級跳從小鄉村一躍成為國際大都市的過程，這一切看上去不可思議，披著神實主義的外殼，但又能一一找到它的現實對應。無論是荒蕪還是炸裂，舊時的農村逐漸消失了，當我們試圖回到農村，看到的只有湮滅的痕跡和衰落的歷史，面對這一切，難免生出《黍離》中的感慨與質疑，“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農村在消失，農民也在消失，他們或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農民”這一身份。《出梁莊記》中的農民們散入各大城市；《望春風》中的趙禮平順勢而為成為資本的代言人，其他大部分農民遷入“平昌花園”轉變為市民；石一楓筆下的陳金芳變成了陳予倩，“農民”這一身份對她而言意味著原罪；《炸裂志》中的兄弟四人分道揚鑣，將土地視為生命根本的情感價值亦隨著代際變遷而逐漸消失。中國近年來與“發展至上”的世界性同步，并內化了這種世界性，將發展主義和成功學推向了極端。唯發展論、唯成功論不僅綁架了社會，同時也綁架了個體。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對社會和個體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在“農村消失”這樣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中，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和農民生活都幾乎變得不太可能。
二
當代日本正在步入“無緣社會”的現狀，即喪失了血緣、地緣、社緣的社會，無緣死隨時都在發生。當我們進入今日中國的農村，也可以看到一個“無緣社會”在悄然臨近，大量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的存在標識著血緣和地緣的淡漠與喪失。費孝通認為血緣社會是穩定的，缺乏變動，變動大的社會也就不易成為血緣社會。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新世紀，國家農村政策的不斷調整，農民離土離鄉進城的常態化，電子產品和網絡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沖擊著農村固有的社會心理、倫理模式和價值體系，血緣不再是穩定的力量。隨著農民、農民的子女們進城務工或者求學，再無可能單純依靠血緣去繼替社會結構。如果說血緣是身份社會的基礎，那么離開了農村的農民，他們失去了對土地的情感，解除了與土地及與之相關的人情往來，在撕掉“農民”這一標簽的同時，他們也失去了與故鄉的地緣，既無意還鄉，又無法還鄉。
然而來到了城市并不意味著能夠獲得新的身份，面對城市這個龐然大物，農民始終是外來者，缺乏根基，難以立足。陳金芳開始是隨時可能被踢走的插班生，然后是依附于城里人的“圈子”，繼而成為游走于資本圈的交際花，最后則是被資本割掉的“韭菜”，在被切割為各種封閉生活圈的城市，她從未真正融入某個圈子，她的真實面目從來就無人關心，她僅僅活在人們的講述和轉述中。“我只是想活得有點兒人樣”，抱有這種意識的農民們，當他們以希冀好的生活在別處（城市）來建構另一個“我”，其實已經宣告了主體性的潰散。他們身處一個新老價值觀交替的時期，發現自己流離失所，處于不同的文化之間，夾雜于殘存的傳統和未知的變革之間。由于無法達到社會可接受的標準，他們的社會身份只能是負面的。這些人被大眾忽視、甚至邊緣化，為了重塑自己的身份，建立社緣，他們只能通過不懈的甚至是不擇手段的努力去抓住現在，但往往又與公眾期待不相一致。
《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的敘述者“我”被賦予了旁觀視角，并在講述中反復強調自己絕不介入的立場，“我”的故事和陳金芳的故事是平行的雙行線，但在“我”猶豫不決的敘述中可以看出，敘述故事對于敘述者有著自我寬慰和療傷的作用，不過同時也消減了真實事件那種無法言說和難以呈現的本質。在眼見她起高樓、宴賓客、樓塌了的過程中，實則混雜了同情和自憐兩種情緒，既有以拯救者自居的救贖心態，又有物傷其類的傷痛。陳金芳選擇孤身一人在北京打拼，而“我”則被父母和妻子遺棄在北京，他們都是孤獨的當代人，陳金芳面對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農村問題實則就是城市問題。
農村只是今日中國的縮影，在城市中存在著新的不平衡，各種各樣的焦慮充斥其間，所有不平衡通往的終點就是無緣社會。在被劃分的等級生活中，所有人，不僅僅是農民，都在臆想更好的生活在別處。為了去往別處，不斷地失去血緣、地緣、社緣，然而無論處于哪一層級，都不過是將生活屏蔽在真正的生活之外，而互相區隔只會導致更大的分裂。
三
農村、農民與身處現代化進程中的每一個人休戚相關，當農村徹底變為一個無緣社會，無緣死逼近我們的生活的時候，所有人都無法幸免。然而看到消失的農村和農民，指認無緣社會的到來，并非最終目的，怎樣度過這個惶惑時期，怎樣克服心理上的猶豫和不安，尋求解決方案和應對措施，探討新的農村和新的農民的生成才是目的。這種新生體現在新世紀的文學作品中，主要呈現出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回到現場。創作者走出書齋，將自己置身于復雜的現實生活，大量的非虛構作品的出現力圖用田野調查的方式反映當下農村的文化結構、倫理結構、道德圖景，記錄農民的真實生活軌跡。以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為代表，非虛構的價值不僅僅在于其客觀性，還在于它回到現場之后重建的那種關系，即大量的從農村走出來、在城市落腳的知識分子對農村現狀的復雜情感。“在現場”強調了其文本反映現實的有效性，而出走－返回的敘事邏輯則強化了內在的情感表述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引發關注，獲得共鳴。
第二，重返過去的時間。在高速向前進的現代文明快車上，在“發展萬能論”的主導之下，放慢腳步重返過去的時間，才能喚醒遺失的文化記憶，才有可能真正實現中國傳統價值的現代化。用傳統的觀照自然的方式來判斷時間，在時令、季節的轉換中體味、認知時間，而不是限定、規范時間。對過去的自然時序的回歸，是基于某種留守和抵抗，這里抵抗的對象，既包括了利己主義者，也包括了現代科技文明，還指向了由權力、資本、城鎮化、拆遷等組成的現代性的專制主義。在強大的他者面前，重返過去的時間是逆流而上的努力，這樣的努力和整個社會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廢墟上的希望太過渺茫，不過正如自然循環的時間一樣，我們終究會望見四面而來的春風。
第三，塑造具有“時勢權力”的新農民形象，恢復以信任為核心的鄉村倫理和禮治秩序。在劇變中，新的農民能夠提出辦法，有能力組織新的試驗，獲得別人的信任，這樣的農民可以支配跟從的群眾，獲得一種權力，這種權力就是費孝通所說的“時勢權力”，它應時代變遷而生。“新的農民形象”，并不是指那種超凡脫俗的“高大全”式的典型英雄人物，而是泛指一種農民群體，是處于變化成長中的，既繼承了傳統美德又不斷滋長新農民原素的各式各樣的農民形象。他們用信任而不是契約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既追求法治，又努力用禮治去維系傳統，療愈創痛。
對農村、農民的關注試圖對應的不是理想的歷史，而是正在衰敗的歷史，廢墟出現的地方，總體性的虛假表現便被根除。現代人需要的不是生活在別處，而是在此處生根，然后從容地去摸熟每個人的生活，在對話中粘合重塑已經破碎的共同體。本雅明說在事實領域里是廢墟的地方，在思維領域就是寓言，聚焦消失的農村和農民，不僅僅是為了警示和批判，更是為了建設，為了在破碎中尋找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