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刊載于《散文》2022年第10期）
來源： 發布時間： 2022-10-09 作者： 熊啟文
“寫小說真像一根扁擔，一頭挑的生活，一頭挑的技巧。”說這話時，柳青已是出版《種谷記》、《銅墻鐵壁》等多篇小說而名滿文壇的青年作家，參與創辦《中國青年報》，并主持文藝副刊工作。1951年9月，柳青幸運地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赴蘇聯訪問。實地訪晤，柳青為眷慕已久的托爾斯泰頑強毅力和一絲不茍的創作精神所打動，被“生活在自己要表現的人物環境中”的創作理念所折服，暗自做出了新的人生選擇。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作為從延安走出來的作家，柳青每次大戰結束后都發奮寫作。抗日戰爭勝利后，被派往大連工作，他寫下《種谷記》，作品一完成，立即回到艱苦的陜甘寧邊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許多人想見世面到各地游山玩水，他卻埋頭寫作《銅墻鐵壁》，作品一出，他又開始計劃著新的作品了。
當時，農村合作化運動是個千年不遇的新事物。“作家要進三個學校：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搞寫作，就先到基層群眾中去。”這位能講英語、俄語，心懷文學理想的青年作家講出石破天驚的話語，惹得同行們一陣側目。那時文藝隊伍不少人愛“做姿態”，下去以前大張旗鼓表決定，喊口號，下去三五天，找個堂皇理由陸續都回來了。有的只是到領導機關聊聊，吃兩頓飯就算深入過了。然而，勘破紅塵般決絕，柳青放棄舒適的條件，回絕省領導的勸阻，干脆把工作關系轉到終南山下的長安縣，縣委所在地韋曲鎮離省城只有二十五里，既有濃郁的鄉土鄉音鄉情，又能回避城市機關里的紛紜干擾。那時，巨大的政治變化，必然帶來經濟和各種社會心理的變化，柳青認為長安縣離城市不太遠，最能迅速、明顯地反映這種變化來，最能找到獨具代表性的鄉村“典型”，心目中的“英雄”。
“要想塑造英雄，首先要塑造自己，要寫英雄，首先要學習英雄。我絕不能說一套，做一套。”1952年9月，秋風乍起。柳青帶著簡單行李坐著汽車出了西安城大南門，下了最大一道坡，進入稍微寬展的土街道，就到韋曲鎮。住進縣委大院一間平房，已是行政級別九級的柳青，暫時擔任縣委副書記，分管農村互助合作。“在生活里，學徒可能變成大師，離開了生活，大師也可能變成匠人。”柳青想盡快下基層，在這兒只是過渡一下，對全縣情況做些初步了解。
“我馬上要下去了，把我縣委副書記的職務取消了吧！”縣委領導理解大作家創作心切，只好答應柳青的請求，但仍為他保留縣委常委一職，是為解決工資待遇，好讓他安心寫作。拔鍋起灶，柳青決定落戶皇甫村。皇甫村就坐落在神禾塬南麓。1953年4月，柳青夫妻二人暫住到一所叫“常寧宮”的舊療養院里。兩年后，將村中一座叫“中宮寺”的破廟修整后，柳青才算有了屬于自己的家。
剛來皇甫村，柳青穿著熨帖的白襯衣、西裝褲，戴著金色邊框的眼鏡，提著公文包，坐在牛車上，俯身看著老人和孩子爭搶牛糞。遇見的村民嘟囔他：洋活得很嘛。”柳青心頭一震，第二天就在集市上買了農民的服裝，換掉四個兜的干部服，頭發剃光，抽著旱煙，挽起了袖口。要寫好農民，首先得把自己變成一個農民。此刻，柳青想著在皇甫村盡量生活時間長些，真正進入到他的書寫對象之中，“永遠不失去一個普通人的感覺”。
柳青熟知鄉親們喜怒哀樂，中央出臺一項涉及農村農民的政策，他腦子里立即想象出農民群眾是高興還是不高興。古今幾千年，農民過慣了一家一戶的日子，窮了一家去乞討，富了自家享用，沒有互助的意識，誰能接受互助合作呢？農民常常是看著別人的樣子走路，跟著發財，不跟著跳崖。柳青就先給黨員、團員、村干部和積極分子講互助合作課本，讓他們帶頭示范。大伙都說，大道理都會說，可柳青講得不讓人煩，反而愛聽。有時沒聽到柳青的講話，就有人念叨：柳書記今兒怎沒來？光想聽他說個啥，幾天不聽心里還蠻慌的。
在皇甫村，柳青不僅是“百事問”，還是“百事管”。有人問他，你在縣上是分管啥工作的？他回答，凡是群眾需要的事，我都管。柳青化作關中農民，全面參與當地基層干部的工作管理，在田間地頭和鄉親們嘮家常。遇上趕集，柳青會扮作糧客去趕熱鬧，眼鏡也不戴，混在人群中觀察糧食交易情形。轉到牲口市上，他又扮成買牲口的，不動聲色地觀察一番，也會和當地農民一樣把手伸進牙家袖管里，一陣捏掐。談成一筆好生意，柳青突然哈哈大笑，弄得人家莫名其妙。
柳青坐在燈下寫作。他計劃第一部寫互助組階段，第二部寫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鞏固和發展……在那盞油燈下，身后的影子，像一位黑色的巨人般守護著他，也守護著那一片光明。隔壁的鄰居已經睡下，鼾聲穿過土墻，聽上去像地震。他出門投進黑夜，院子里的樹影像潑了墨似的。那時棗子剛剛熟透，香香甜甜滿樹，他抹黑隨手抓下一把，脆脆地嚼上。一股甘甜穿透全身，再聽那鼾聲，也不那么刺耳了。
互助組的初起、整頓、發展、成熟，其中的曲曲折折、是是非非，柳青全都經歷過。身居破廟宇，心向草棚，白天跑農村，晚上寫筆記，他精力全都用在了農村農業上。利用體察各種人的思想和心理的時機，柳青讓不同人物素材在他頭腦中積累起豐富的記憶。“文學藝術不是真實生活的臨摹，不是敘述，它除了有生活的規律，還有藝術自身的規律，使這兩種規律盡可能恰如其分地結合起來，就是藝術構想，其中起著重要作用的是藝術技巧。”寫了不少，也丟了不少，剩下的是反復研磨而過濾出來的。豎排的稿紙寫滿如豆的小字，再細心整理成冊。歷經五年，四易其稿，小說才正式定稿。
1960年，《創業史》第一部問世，引起極大社會反響。高興之余，柳青隨即著手第二部的寫作，他是想把梁生寶等農民創業的歷程“印”在中國文學史上。那時段，柳青親自參與創建陜西王莽村“七一聯合農業社”、皇甫村“勝利農業社”，使長安縣農業互助合作工作得以健康發展，成為陜西和西北的先進典型。“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的當代作家路遙，曾評價柳青的創作：“一只手拿著顯微鏡觀察皇甫村及其周圍的生活，另一只手拿著望遠鏡在瞭望終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僅顯示了生活細部的逼真精細，同時在總體上體現出了史詩式的宏大雄偉。”
人生的價值，并不是用長度，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柳青有心讓自己的作品像從黃土塬上長出來的一樣，浸滿地氣。他留心觀察農村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狀況，用心揣摩“小說對象”人物的心理、精神狀態和行為習慣，將每個人物使用的性格化語言都爛熟于心。《梁生寶買稻種》一段，把農民向往新生活艱苦奮斗刻畫得逼真傳神，使莊稼人的傳統美德和共產黨員的特有氣質和諧地統一在一起，被選進中學語文課本。作家“深入生活”的效果是用“生活深入作家”的程度來反映的，是在具體的農村社會現實背景中“演”人物。柳青這樣認為，他也這樣去做的。他經常與《創業史》中梁生寶的原型人物王家斌談論工作，商量村中問題。王家斌說，柳青對普通農民從來不發脾氣，也不說重話，要求脫產干部像和尚的木魚子，“人家敲時嘴里還經常罵你，嘟囔你，那你也不能發脾氣”。做農民工作，說明問題不要面面俱到，一次就講一兩個問題，用農民熟悉的語言和實例，把道理說深說透，讓人們真正理解黨的政策。講干部辦事怎樣才算公道，整整一個會，兩個多小時，就說了這“公道”二字，人人都凝神聽，只怕那句沒聽清。
柳青筆下的梁三老漢，是在泥土里扒拉一輩子的農民，善良、勤勞、倔強、保守，他由衷地感謝帶來土地、帶來創業希望的共產黨，但又不理解、不能接受社會主義的新事物，思想和性格上充滿著種種矛盾。寫梁三老漢的時候，柳青不由自主地流淚，他是把梁三老漢當作自己的父親來寫的。這個形象，承載了大量中國農民幾千年的奮斗與辛酸。
為了寫好小說中的白占魁，一段時間，柳青混在街上那些下棋、圍觀人堆里。為了深入了解這類人，柳青戴個爛草帽，或觀棋不語，或下棋、悔棋，有意去爭執，無故地發問。惹得群眾有些反映：“那都是些不務正業的地痞，柳書記怎成天和他們混呢？”低于生活不是現實主義，脫離生活也不是現實主義。柳青深諳此理，他對貧苦農民傾盡筆墨，把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傾注在他們身上，當然也包括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他常常以托爾斯泰為標尺自省，不敢失去一個作家的良心，竭力在作品中體現出歷史價值和作家的責任擔當。在創作的同時，他還抽空編寫《怎樣漚青肥》、《耕畜飼養三字經》等讀本，印刷給鄉親們，還將《創業史》第一部的全部稿費一萬六千零六十五元，全部捐出幫助集體修建王曲衛生院、農業機械廠，以及修筑滈河大橋。三年困難時期，柳青家庭經濟窘迫，有人嘲諷他捐獻稿費造成自己的被動，又有人說他捐款是“沽名釣譽”“吃小虧占大便宜”“收買人心”。而柳青認為，寫書不是為了自己，農民把收獲的糧食交給國家，他也應該把自己的勞動所得交給國家。柳青像個苦行僧，磨頂放踵沉到貧苦中。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多年農民打扮，習慣已成自然。有次上北京開會，他一身農民穿著，拿著軟臥票，就是上不了車，列車員再三審查盤問，不相信他的真實身份，那時乘坐軟臥車廂是種身份象征。受邀去一家高檔西餐廳，一進門就被“嚴防死守”，飯間上衛生間，都有一個男服務員在門口盯著，事后才知曉自己是被人家當小偷對待了。
1967年，政治風云激蕩，城里人造反，鄉里人也造反。經歷兩次莫名抄家之后，柳青被迫搬離蹲點十四年的皇甫村，回城。望著撂荒的鄉野，柳青哀切長嘆，原本一心設想把《創業史》一直寫到公社化，計劃寫四部怕是寫不完了，小說矛盾沖突的高潮怕是見不到了……
太陽轉身了，神禾塬上一片陰郁。坐在牛車上，柳青久久地回望，熟稔的詩句又在他的胸臆流轉：
襟懷納百川，志越萬仞山。
目極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