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兵：《長江文藝》“聚光燈·中國當代作家檔案”欄目綜論
來源： 發布時間： 2025-07-09 作者： 馬兵
綜觀這一年欄目刊發的作品，就主題層面來說，城鄉書寫依然是最重要的類型。12篇小說中，寫鄉野的有沈念《龍舟》、劉慶邦《雞的悲喜劇》、陳應松《回山谷》、尹學蕓《神的孩子》、海勒根那《查干戈壁的午后》，寫城市的有薛舒《北窗》、南翔《麻醉師臂上的金雕》、姚鄂梅《單眼凝視》和哲貴《彼此》，張楚的《與永莉有關的七個詞語》則寫一位女性由鄉及城的漂泊。稍微特殊的是老藤的《熊出沒》和楊少衡的《迷彩帽》，前者聚焦生態主題，后者則是官場小說，均是兩位作家駕輕就熟尤擅勝場的題材。
一
城鄉的對位，我們可以先舉《北窗》和《神的孩子》為例，兩篇小說都關乎婚戀倫理，也都在家庭內外展開，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敘事調性。薛舒的《北窗》以譏誚的筆觸剖開了都市白領婚姻的脆弱內核。桑文佳與唐世杰的婚姻始于“適配”，終于“謊言”，兩人的關系恰如小說中反復出現的“北窗”——看似穩固，實則懸于高空，稍有不慎便墜入虛空。桑文佳堅信“謊言哲學”，或小或大的謊言成為她對抗生活不確定性的盾牌。她將婚姻視為“合作項目”，一直小心地掩藏自己戀愛并懷孕過的前史，卻在丈夫唐世杰的“誠實背叛”前潰不成軍。當婚姻契約遭遇激情沖擊，兩人仿如貝克特戲劇中的角色：既無法徹底分離，又難以真正靠近。小說對空間的處理頗具深意，27號樓1703室的空陽臺如同桑文佳內心的寫照，它是過往情感的見證，是遺骸，同時意味著當下生活的隱衷和未明。當她在暴雨中端坐窗臺時，樓下聚集的陌生鄰居構成了都市人際關系的生動景觀：人們熱衷于圍觀他人的悲劇，無關痛癢地置喙幾句，卻沒人愿意真正涉入他人的生活。小說的開放式結局暗示著無法脫離的困境：在往事與當下、想象與現實、謊言與真相、確定與不確定的鋼絲上，無人能真正落地。“北窗”的題目很容易讓人想到希區柯克的“后窗”，在《后窗》中，饒舌的護士斯特拉針對鄰居們“完美婚姻”的表演留下一句經典臺詞：“有時候我們看到的只是別人想讓我們看到的東西。”桑文佳的婚姻不也是如此嗎？看似完美的適配，甚至抵不過小小的暗流，當她最終說出“我們去離婚吧”，連告別都成了未完成的儀式。
如果說，讀者借助“北窗”窺探到當下都市白領階層情感的倦怠和人性的暗角而不免心生憂戚，那么閱讀尹學蕓《神的孩子》則可能獲得溫暖的療愈。《神的孩子》圍繞著香丫如何從一個依賴他人的傻女人轉變為家庭支柱的故事，以沉靜清婉的筆觸寫透愛的堅韌與樸素，也詮釋了在困境中堅持、在平凡中相濡以沫就是幸福的真意。香丫在丈夫玄武意外去世后，雖然面臨生活的困窘，卻沒有丟失被愛的渴望。當她遇到沒有任何芥蒂地愛護她和兩個孩子的喜奎，她用別人看來笨拙的“等待”執拗地回報著男人。喜奎的付出與香丫的堅守，構成了小說最動人的部分。兩人的互動中沒有甜言蜜語，卻在“抬自行車”“遞毛巾”“喂飯” 等日常細節里，構建起牢不可破的情感交融。這種愛已然超越了任何算計與功利，回歸到最樸素的情感需求。香丫以一種近乎愚笨的方式詮釋了深廣的愛意，也創造了愛的奇跡，通過“神的孩子” 這一隱喻，小說將她塑造成愛與信的化身，她的“迂執” 與“癡傻”也恰似一扇窗，映照出人類情感的本真模樣。
另一組構成城鄉對位敘事的小說是《單眼凝視》和《雞的悲喜劇》，兩篇小說都由“攝像頭”引發的情節展開敘述，也各自提供了當下城市與鄉土的倫理異變的視角。城市社區中一對鄰居因監控產生的微妙信任博弈，與鄉村里因監控揭露的偷雞鬧劇，形成了有趣的對照，李莉悸動的“玻璃心”和張八點老兩口吃到的“啞巴虧”，都暗示了個體面對監控所引發的一系列后果的無力感。
在《單眼凝視》中，俞寧家安裝監控是為防范老年癡呆的母親走失，卻無意中成為鄰居眼中窺視隱私的“單眼”。個體既需要社會聯結，又恐懼他者介入，李莉對攝像頭的這種復雜心理，反映了城市人際關系中的相處焦慮：技術賦予個體安全感，卻以犧牲隱私與信任為代價。尤其當監控記錄下李莉與男人曖昧的來往時，私密關系遂有了暴露于他人凝視之下的風險，技術也可能成為道德審判的工具。而在《雞的悲喜劇》中，監控攝像頭成為鄉土熟人社會最后的公正見證者，它揭穿了高子明夫婦的偷竊行為，卻也催生了“能人”高子洋借機斂財的亂象。鄉村傳統的“面子倫理”雖然被技術證據瓦解，不過張八點老兩口的應對方式還在維系著一抹對熟人社會的流連與無奈，在“法治” 與“人情”的糾結中，他們拆下了監控探頭，這大概也包含著對鄉土倫理失序的一種無聲的控訴吧。
有必要在此強調的是，《雞的悲喜劇》講的雖然是一個當下新農村的故事，卻體現了中國傳統敘事的深廣底子。小說開篇以“牛不再牛”的話頭拉開帷幕，看似閑筆，實則暗合說書藝術中“入話”的敘事傳統，既為正文鋪墊氛圍，又為聽眾預熱情緒，牛的故事為雞的悲喜劇埋下伏筆，且在不動聲色間勾勒出鄉村的變遷。小說在敘事視角的選擇上，也努力營造一種說書人現場講述的熱絡感。敘述者時而跳入故事，與人物對話；時而跳出故事，與讀者交流。如在描寫張八點與賣雞婦女的對話時，敘述者便以“別著急，別抬杠，有話咱慢慢說”的口吻，在無形中構建了一個虛擬的說書現場。在敘事節奏的把握上，小說亦繼承了傳統說書藝術張弛有度的特點。從養雞到丟雞，從報案到私了，故事情節環環相扣，卻又在關鍵處留下懸念。特別是在描寫偷雞賊作案過程時，以近乎慢鏡頭的筆法，將每一個細節都刻畫得栩栩如生，這種敘事的控制正是傳統說書藝術的精髓所在。在語言上，小說大量運用民間俗語、歇后語，以及富有地方特色的表達方式。如“乖娘子吔”等口語化的表達，營造出一種濃郁的鄉土氛圍。可以說，小說的成功不僅在于其生動有趣的故事，更在于其對傳統敘事藝術的繼承與創新。
二
近十年來，鄉愁書寫從文化守成漸漸轉向多元價值的辯證。在這方面的對位，我們可以對舉《龍舟》與《回山谷》。《龍舟》的主人公因參加祖父葬禮返鄉，在故鄉駐留期間，對鄉村改造從抗拒到參與，始終在鄉愁書寫與鄉村振興的張力中展開。類似的寫作路徑近來也很常見，但《龍舟》的獨特價值在于，它提供了一個扎實的“在地性”書寫樣本。首先，小說并未將鄉愁固化為對逝去時光的流連，而是將其轉化為一種參與性的鄉土實踐。主人公對祖屋的改造、對竹器手藝的推廣，以及議事堂的修復，均體現了鄉愁從個體感懷向公共記憶建構的轉化。例如，老屋的修繕不僅是物理空間的復原，更成為連接家族記憶與村落共同體的橋梁，鄉愁由此超越了私人情感，成為激活地方性知識并向現代轉化的動力。再者，小說也未把鄉村振興簡化，而是直面鄉村治理的復雜性。陳保水與主人公的沖突、外來設計師與本土需求的錯位、空心房改造中的利益博弈，都顯現出振興話語與地方經驗的暌隔。此外，竹器、祠堂、龍舟等意象的穿插，在給小說帶來濃郁地域氣息的同時也暗含著飽滿的象征意蘊。竹器工藝的“起刀—試錯—成型”的過程，托指鄉村建設需尊重本土經驗的生長性；祠堂從倉庫到公共空間的功能提檔，指向文化記憶的重構；而龍舟升華為“龍舟居”，則更是完成了傳統資源向現代文旅的創造性轉化，當無人機掠過點亮燈火的村落，傳統龍舟在現代光影中蝶變新生，這當然是小說的華彩時刻。通過主人公的流動性視角，這些元素被編織進鄉村轉型的動態進程中。小說敘事從容而克制，恰如盛田生剖竹時的篤定：“命運都有個自然”，鄉村的變革亦需在尊重“自然”中徐徐展開。
與之相對，《回山谷》通過敘事者兄妹幾人春節回鄉祭祖的經歷，展現了鄉村的空心化與記憶行將消逝的冷峻。陳應松以其一貫的寫實風格，將鄉村的荒涼與人情的冷暖交織在一起。小說中，對祭祖、貼春聯、舞草龍等民俗的描寫，固然寫出了敘事者對這種文化儀式背后情感記憶的堅持，但也揭示了鄉土社會中文化記憶的傳承與空心化的結構性矛盾。殘存的半截土墻與鮮紅的春聯形成刺目對照：前者是物理空間的坍圮，后者則是文化記憶的頑強存續。如揚·阿斯曼所言，“儀式是抵抗遺忘的武器”，即便“門里門外是一樣的積雪”，春聯仍以“微弱光芒”維系著家族與故土的關聯。文化記憶需要依托“記憶載體”，但不得不承認，老屋、草龍、蕎麥等也的確正加速崩解——舞龍者“踏著成山的廢墟”完成儀式，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當“乳名”僅存于垂老者口中，當祭祖也不免潦草地成為“三個三個合影”的景觀化行為，文化記憶便淪為“雪地里野兔跑過的痕跡”——凌亂微小且注定被風雪掩埋。在此意義上，《回山谷》超越了簡單的懷舊書寫，成為一曲關于文化記憶如何在現代性裂隙中艱難存續的挽歌。
同樣可以歸并到“鄉愁書寫”這一維度的作品還有海勒根那的《查干戈壁的午后》。小說中，葛根大嬸對家園的守護、對綠度母的虔敬，以及對過往歲月的回憶，無不透露出濃厚的草原鄉愁。主人公達來曾渴望從草原走向更廣闊的世界，然而從偷槍偷肉干的頑皮少年，到販賣毒奶粉鋃鐺入獄的罪犯，再到最終死于送奶車車輪下的悲劇人物，他的人生無從與草原的命運分開。小說以蒼涼的筆觸，將草原生態的蛻變與個體的成長軌跡交織，戈壁的荒涼不僅是自然環境的寫照，也象征著現代轉型中人性的荒蕪。達來最后的選擇，既是對個人之罪愆的救贖，也是對草原生態的拼死守護。整個小說如一曲長調，叩問著傳統如何在現代性中重生的沉重命題。
表達鮮明生態書寫態度的作品還有老藤的《熊出沒》和南翔的《麻醉師臂上的金雕》，二者都寫了跨物種的情感，也可視為構成對位的一組作品。《熊出沒》以養蜂人老萬與小熊包子的故事為主線，對動物在人類社會中的遭遇進行了深刻反思。包子和皮球被賣到馬戲團后，皮球因不堪光頭的虐待絕食而死，包子也在痛苦中掙扎，這些情節彰顯了強烈的生態批判意味。而《麻醉師臂上的金雕》則通過麻醉師與金雕霍霍的關系，展現了城市生態中的另一種面向。飽受抑郁癥困擾的麻醉師，通過與金雕的互動，逐漸找回了內心的平靜與力量。小說把沉甸甸的社會內卷問題和生態倫理問題轉換為一種松弛的講述——許多生態文學因重生態危機憂思、輕審美建構而流于膚淺說教，南翔則不同，其作品在藝術把控上獨具匠心，舉重若輕卻意味深長。
張楚的“桃源縣”與哲貴的“信河街”是兩位小說家構建的重要美學地標。在“桃源”與“信河街”永遠有故事發生，也永遠有個體命運的輾轉。
張楚的《與永莉有關的七個詞語》以七個充滿象征意味的空間名詞為敘事站點，勾勒出一位女性二十余年的生命軌跡。空間化的敘事策略不僅構成小說的美學特色，也是解讀人物命運與社會變遷的重要入口，屋頂、水塔、崗上、麗江、閣樓、筒子樓、地下室——這些地理坐標銘刻下永莉被規訓的肉身、被遏制的情感，還有城鄉夾縫中難以言說的生存困境。在張楚的文學世界里，空間素來是承載權力關系、情感結構與身份焦慮的復雜場域，在《云落》《過香河》《七根孔雀羽毛》等作品中亦有鮮明體現。
“屋頂”是故事的起點。在悶熱的夏夜，三個少年躺在屋頂上分食排骨、偷飲啤酒，蟋蟀的鳴叫與螢火蟲的微光，還有郭亮有意無意的肢體觸碰，共同編織青春的浪漫幻象，永莉感覺“既舒心又難過”。只是肖恩慧那句“真羨慕你們”的嘆息，讓永莉驚覺，屋頂并不真實，她從未真正擁有過天空。“水塔”是校園里隱秘的禁地。當保安老王試圖侵犯郭永莉時，肖恩慧的挺身而出與郭亮的怯懦逃離形成鮮明對比。永莉在此經歷的創傷性事件，不僅摧毀了她對郭亮的信任，更成為其身份認知的轉折點。“崗上”是永莉懷孕后常去的地方，豐饒的紅薯地與腹中的胎兒兩相對照。然后便是永莉從桃源縣的出走，經“閣樓”“筒子樓”，出獄后的郭永莉蝸居在北京的“地下室”，成為大學男生宿舍的宿管。潮濕、陰暗的環境，對應著她被社會放逐的身份。七個名詞中，“麗江”是懸浮于現實之外的一個。肖恩慧留下的那封僅有十三個字的信——“三兒，等你考上了大學，來麗江玩”，鼓蕩永莉對遠方的渴望，然而，當她最終踏上麗江的土地時，卻發現與想象中相去甚遠。肖恩慧在麗江遭遇車禍的傳聞，更讓這座城市蒙上死亡的陰影。這方永莉的期待之地，沒有救贖，只有反諷。
小說中，永莉的命運始終擺蕩在鄉村倫理與城市生存的雙重擠壓中：她在鄉村是“郭三”，在城市化名“郝麗梅”，在監獄是編號，在地下室是“阿姨”——不斷更迭的名字也暴露了這個由鄉及城的女性個體命運的荒誕性：鄉村回不去，城市融不入，遠方也并不值得期待。張楚始終保持著克制的悲憫，沒有讓郭永莉成為反抗的符號，也未賦予她廉價的救贖。但那些散落在文本中的細節——屋頂的螢火蟲、郝麗梅燒焦的身份證、地下室發芽的柏樹子，卻如螢火般照亮了命運的裂縫。永莉最終在男生宿舍樓里與兒子相遇卻不相認的場景，堪稱神來之筆：血緣被時空割裂，身份的錯位成為時代巨變的縮影。但正如柏樹子在黑暗中倔強生長，真正的救贖不在于遠方，而在于在破碎中重建對生命的信仰，經歷了那么多生死離別的永莉還有她不倦的韌性，她是這個蒼涼的故事里微弱而不息的光。
相較于永莉徘徊的桃源與京城，哲貴的“信河街”更像一幅江南市井的浮世繪。《彼此》以信河街上倪氏三姐妹的微信群聊以及她們與父親的糾葛為切口，進入倪家內部，展現了親情關系在當下的微妙變化。小說既保留了溫州老街區的獨特韻味，又深入探討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家庭結構與代際關系的新趨勢。父親聲稱“作為醫生，我報廢了”，實則是傳統技藝在商業社會中的沒落。他的偏方曾門庭若市，卻因醫療糾紛被迫隱退。他養蜂、研藥、談古文，這些行為帶有鮮明的傳統手藝人特征，而小女兒的網店生意和她“信河街房姐”身份與父親對《古文觀止》的執念形成有趣的對照。
小說的題目出自司馬遷《酷吏列傳序》中的“在彼不在此”一句，“彼此”至少有兩種解釋：首先，小說里父女之間、姐妹之間、夫妻之間各自形成兩兩的彼此關系，比如父親與小女兒之間，女兒小時，父親曾以“為你好”之名對她施加的蜜蜂蜇刺懲罰，這當然是傳統父權的顯現，不料卻被女兒以“燒蜂箱”的威脅反制。當父親老了，絕食聲稱“報廢”時，小女兒憑借自己過硬的經濟實力與行動能力，讓老父親不再倚老賣老，傳統父權悄然讓位于家庭的民主評議。再者，司馬遷的“在彼不在此”，強調的是治國應重德性教化而非嚴酷刑法，倪家的故事證明了：父權的瓦解并非因“法度”不嚴，而是“德性”協商的缺位；新時代的倫理重建，亦非徹底拋棄“彼”，而是在“此”中尋找對話的可能。正如文末老大反復呢喃的“另輩”，血緣的牽扯始終在場，只是從“服從”轉向了“懂得”，此亦一彼此。
在12篇小說中，無法歸并討論的只有楊少衡的短篇《迷彩帽》。楊少衡的官場小說素來致力人性與權勢的撕扯。本篇亦不例外，它借一場打假行動，冷峻地剖開基層官場的內面。副縣長董向瑜被臨時推上指揮位置，戴上了一頂煞有介事的迷彩帽，在虛實交錯的權責體系中倉促應對，最終以“回馬槍”戰術完成任務。只是看似圓滿的“抓煙”行動，實則暗流涌動，官場生態的復雜與荒誕躍然紙上。董向瑜本來分管科教文衛，與打假工作毫無關聯，卻被臨時抓差，只因“排名倒數第一，資歷最淺，相對好使喚”。行動中的信息壟斷進一步揭示了他作為最邊緣官員的被動，指導組長手握情報卻不共享，董向瑜只能盲從指令。當他試圖質疑目標小樓的供電線路時，組長一句“瞎話！”便將其壓制。
迷彩帽作為統一行動的象征，在小說中被賦予了多重的反諷意味。齊文元將帽子扣到董向瑜頭上時，輕描淡寫地說“輪眼鏡了”，說明他就是一樁棘手事件的“頂包”負責人。董自嘲“南郭先生”戴迷彩帽濫竽充數，暗諷整個行動的形式主義。更辛辣的反諷體現在行動結果與表彰上。盡管董向瑜冒險“虛晃一槍”才成功查獲假煙機械，最終表彰名額卻歸于未到場的分管領導柯鴻升。齊文元以“顧全大局”為由，將政績讓給“專業吹竽者”，暴露了官場“功勞共享、責任獨擔”的潛規則。迷彩帽留下的“紀念”意義，在此刻顯得尤為荒誕——它既是董向瑜無奈自保的見證，也是基層官僚生態扭曲的隱喻。楊少衡不追求戲劇化的沖突，而是通過董向瑜的視角，冷靜記錄一場“常規行動”中的非常規邏輯，內蘊的批判入木三分。
新世紀文學尤其近來的文學一直面對經典化的壓力，因為人們認為經典的遴選需經歷必要的時間沉淀，但是作為新世紀文學的同路人和同代人，文學期刊理應有發掘經典的自覺。事實上，經典化并非全然依賴時間判斷的被動過程，而是文學場域中多重力量主動形塑的結果。文學期刊作為作品首發平臺與批評話語的策源地，承擔著篩選、培育和定位經典的多重責任。面對“經典焦慮”，期刊可以欄目設計為樞紐，構建系統化的經典化機制，既回應即時性的文學現場，又為文學史書寫提供前瞻性的參考。《長江文藝》的“聚光燈——中國當代作家檔案”做出了很好的示范，精彩的作品與作家的創作談，和批評家的解讀構成了關于文本的多維闡釋空間，也為經典化積累了初步的話語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