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詩歌發出時代的聲音
——專訪著名詩人、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武漢文學院院長張執浩
來源： 三峽日報 發布時間： 2025-07-25 作者： 三峽日報記者 阮仲謀
張執浩資料圖
張執浩作品《傳告后代人》《不如讀詩》《我見過黃鶴》《詠春調》
人物名片
張執浩，現為武漢市文聯專業作家，武漢文學院院長，湖北省作協副主席，《漢詩》主編。主要作品有詩集《苦于贊美》《寬闊》《高原上的野花》《詠春調》《我見過黃鶴》（中英對照本）等，另著有長篇小說《試圖與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隊》《水窮處》，中短篇小說集《去動物園看人》和隨筆集《不如讀詩》《傳告后代人》等。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詩人獎、人民文學獎、《詩刊》年度陳子昂詩歌獎、十月文學獎、花城文學獎等。
“沿著江灘散步，抬頭就能看到黃鶴樓。這是一座被無數前輩詩人吟詠過的詩樓，每次凝望它，我總會有穿越時空，和古代詩人對話的錯覺。”專訪著名詩人、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張執浩，話題自然是從黃鶴樓聊起，對于和詩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他來說，“詩樓”是他和詩意最接近的物理距離，他和它有說不完的心語。“黃鶴樓于我來說，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精神象征”。
張執浩1965年秋出生于湖北荊門城郊的一個小村子里。在大學期間，他受校園詩歌熱潮的影響，開始了詩歌寫作。那時，他并沒有想要成為一個詩人，直到1990年，他以《糖紙》《蜻蜓》兩首詩奪得《飛天》雜志詩歌大賽第一名，闖進中國先鋒詩人群后，才意識到文學夢想并非遙不可及。
以詩成名的張執浩，早期也創作過許多有影響力的小說，并在《人民文學》《花城》《長江文藝》等刊物發表，著有長篇小說《試圖與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隊》《水窮處》，中短篇小說集《去動物園看人》等。但他卻自認“寫詩才是忠于自我氣質的行為，寫小說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回來寫詩”，后來就一直致力于詩歌寫作和詩歌文化的傳播。
幾十年耕耘詩壇，他不斷從現實生活和古典詩詞中汲取養分，形成了自己鮮明的創作風格和獨到的詩歌觀，提出了“目擊成詩，脫口而出”的理念，主張以日常細節激活詩意。他將生命的圓熟與詩歌的純然互為一體，讓日常生活呈現詩性光輝，創作了一大批廣受讀者喜愛和好評的優秀作品，成為中國當代詩壇的重要代表。作品曾獲《詩刊》陳子昂詩歌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花城文學獎等。2018年8月，他的詩集《高原上的野花》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他筆下的“披頭散發的老父親”形象也因此更加深入人心。
2025年5月31日，張執浩受邀來到宜昌，在屈原故里秭歸參加了由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創作委員會、中國詩歌學會主辦的“閱長江·道中華——詩詠中華民族母親河”端午詩會。在接受記者采訪，談到屈原精神的時代價值，談到詩歌的時代性等話題時，他說，詩人要關注熱氣騰騰的時代生活，創作能感知時代變化的作品，讓詩歌發出時代的聲音。
寫詩是俯下身子去觸摸生活粗糲的紋理
記者：2024年1月，您的詩集《詠春調》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這是您繼2018年獲得魯迅文學獎后推出的一部最新詩集，該詩集不僅成功入選2024年度十佳詩集，還在第39屆“青春詩會”詩叢中獲得致敬推薦，這充分說明了詩集《詠春調》在現代詩歌領域的重要影響力。詩集以“詠春調”為書名，是有什么特別的寓意嗎？
張執浩：詩集《詠春調》收錄了我2017年到2022年間創作的290首作品，基本上是我這幾年整個心路歷程的完整呈現。疫情、戰爭、混亂組成了這幾年人類生活的基本面貌，在這種復雜的背景下，我盡量要求我的寫作忠誠于自己的內心世界，忠誠于日常生活，忠誠于我們與世界、與自然、與人類的對應關系。我一直認為，詩歌是聲音的藝術、說話的藝術，這種文體存在的最主要理由，就是要讓詞語組合成一種聲音，這種聲音要悅耳動聽，沁人心脾，進而深入人心。這就是我用“詠春調”作詩集名的初衷。
“詠春調”關乎的是一種生命的姿態，也是我對詩歌調性的堅持。著名評論家、華中科技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毅曾說，我可能是當代詩人中，最注重最擅長寫日常、寫普通人情感的詩人。日常的深情，往往藏在最輕微瑣屑的言語里，譬如母親未曾穿過的花衣服，父親肩頭上的灰塵，落在鞋面上的樹葉，等等，這些細碎之物，需要用近乎耳語的聲調來說。有時候，我甚至覺得自己的寫作幾近呢喃，或囁嚅。
“春”在這里既是季節，更是生命的隱喻。母親去世18年后，我在某個春天里突然想起她一生都沒有穿過花衣服。春光越是鮮亮，遺憾就越是深沉。但春天的輪回又賦予了人救贖的可能，母親最終化作大地的一部分，原野上的百花成了她永恒的花衣服。這種苦痛與溫暖交織的張力，正是“詠春”的底色，就算命運凜冽的像嚴冬一樣，我也要在詩中葆有對暖意的確信。
在我看來，詩是“說話”的藝術，而我想讓我的詩具有親和力，散發出柔軟安詳的氣息。輕言細語就是這種調子，是人到中年后對命運的感悟與接納，是身負重擔時仍然想要哼出的那首歌謠。它不向遠方喧嘩，只低聲說給愿意聽的人，就像母親當年伏在我的耳邊說的那句“我很知足”。
《詠春調》是一條暗涌的河流，表面看起來毫無波瀾，底下卻奔涌著歲月的悲喜。如果你能聽見暗流里輕顫的回響，那一定是詩與生命最深切的共振。
記者：《詠春調》是詩集中一首寫母親的同名詩作，您在作品中，通過樸素的意象描摹，平靜舒緩的語言節奏，表達了您對逝去的母愛的懷念與不舍，還有那種“子欲養而親不待”的無限抱憾。這首詩是在什么環境下萌生的？您寫這首詩時的心情是怎樣的？
張執浩：是的，《詠春調》也是我寫給母親的一首同名詩，這首詩是在2019年創作的。寫這首詩時正值春天，那天，我沿著平常散步的江灘慢慢走著。風裹著江水的濕氣拂過臉頰，看著路上的匆匆行人和在江灘上跳舞的“大媽們”，我突然想到，母親居然一生都沒有穿過花衣服，她在我記憶中的形象一直是灰黑色的。母親離開后，春天來來去去，我從來沒有刻意去追憶，可在那個午后，我背著她從醫院回家的場景卻浮現在我眼前。
“我母親從來沒有穿過花衣服”，詩的第一句就這么涌出來了，幾乎不用推敲，后面的話就自然跟著往外流淌，攔都攔不住。母親走的時候才六十三歲，一輩子困在荊門老家的灶臺田埂間，連件花衣服都沒有舍得為自己添置過。這首詩里沒有哭喊，可我知道，那些輕言細語的字句早已被淚水浸泡透了。
記者：您剛才提到華中科技大學的文學教授王毅稱您是當代詩人中最注重最擅長寫日常、寫普通人情感的詩人。您怎么看待這樣的評價？您以后的詩歌創作還會保持這樣的基調和風格嗎？
張執浩：王毅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一直關注我的詩歌創作、關注湖北詩歌的發展。他對我詩歌的評價，讓我既感到欣慰又覺得慚愧。確實如他所說，我始終相信日常生活是有神性的，“鍋碗瓢盆何嘗不是金戈鐵馬”，廚房里的煙火、菜場里的四季流轉、母親在照片里的凝望，這些看似瑣碎的瞬間，都承載著生命最真實的溫度。
寫詩是俯下身子去觸摸這些生活粗糲的紋理。“真”是我的詩學的根基。唯有以真誠的內心、真實的情感、真切的語言，才能縮短心與手之間的距離。就像《廚余論》中松茸與海參的相遇，陸地與海洋的對話，最終指向的是我與母親之間未盡的凝望。這種對平凡人事的勘探，并不會消解詩的崇高，而是讓詩意從生活的地縫里自然生長，就像“墻邊草”堅韌地活著，一輪輪轉世；也像深秋掛在窗外的絲瓜，連路過的人都會駐足觀看，驚訝感嘆它細瘦藤蔓里藏著的蓬勃生命力。
詩人的使命，是讓被丈量過的生活，重新生長出不可丈量的部分。我仍然會堅守這條寫作路徑，并嘗試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既承擔人間的泥沙俱下，也保留《吹氣球》里孩子般對可能性的試探。
人世越嘈雜，就越需要輕言細語
記者：您說“人世越嘈雜，越要輕言細語，這種品質也許在這個時代會成為一種美德”。這不僅是詩歌寫作的一種境界，其實更是蘊含了深刻的人生哲學。可詩人總是充滿著激情的，您為什么會提醒自己要“輕言細語”？這種理念是什么時候萌生的？
張執浩：在喧囂如沸的時代，詩歌需要守住內心的沉靜。我越來越覺得，心平氣和、好好說話是一種人生境界。詩人確實需要有充沛的激情和熱血，只是當“高樓在尖叫”、滿世界的人都揮舞著自帶的話筒聲嘶力竭的時候，真正的力量，反而存在于那些細微的震動之中，像一枚針尖沉入深水，像細長的根須扎進大地。有時候，沉默更是這個時代稀缺的聲音。
我在武漢生活工作了幾十年，菜市場里的喧鬧，車站里鼎沸的人聲，街道小巷里的吆喝聲，等等，這些幾乎就是我們生活的底色。其實，當所有聲音都在爭奪、尖叫，在試圖覆蓋對方時，那種真正需要被聽見的、屬于生命本身細微的顫動，反而被淹沒了。所以，我一直告誡自己，人世越嘈雜，就越需要輕言細語。
這種生活觀的形成，并不是刻意為之，而是歷經歲月后緩慢的積淀。在經歷許多世事后，我越發覺得，寫詩不是加入喧嘩的大合唱，而是在這龐雜的聲浪里，找到自己獨特的音高和氣息。我們往往被各種宏大的敘事、急促的節奏所裹挾，而詩歌，恰恰要逆著這洪流，去傾聽野草生長的聲音，去捕捉人心深處那不易被察覺的漣漪。輕言細語，是對抗噪音的一種方式，更是對真實存在的確認，它要求更專注的傾聽，更精微的捕捉，需要一種沉潛下來的定力。
我明白，在這個信息爆炸、情緒極易被點燃的時代，能保持內心的沉靜，用節制、精準甚至帶點克制溫度的詞語，去觸及事物的核心，去表達那些難以言說的幽微，這種能力本身就近乎一種美德。它意味著對喧囂的抵抗，對真實的敬畏，以及對個體聲音獨特價值的堅守。
記者：作為一個詩歌寫作者，如何做到在喧嚷的時代里，保持輕言細語的美德呢？
張執浩：我在49歲那年寫過一篇文章，談到對命運的“順應”。現在看來，我當時已經警覺地意識到了“晚期寫作”即將到來。平靜、寬厚、憐惜等這些曾經遙遠的詞匯，后來慢慢進入到了寫作中，成了我寫作的詞根，就像我在《被詞語找到的人》中所寫的那樣。我常說，詩歌是聲音的藝術，寫作者需要在不停的“試音”過程找到自我，忠誠于自我的氣質。我并不反對“高音寫作”，但我恰恰不是擅長發高音的人。
事實上，詩人的調性能夠呈現出他對生活的態度，如果你足夠誠實，就不必裝腔作勢，更不需要聲嘶力竭。我總覺得，我們并不比讀者高明，那些賣弄才華的人往往是生活中的懦夫。在這個時代，做一個平實的寫作者何其艱難。我曾說過，即便日常生活再不堪，我也不喜歡愁眉苦臉的寫作，就像我不喜歡苦大仇深地生活。以日常表達對生活的愛，以生活的弱者示人，視寫作為一種自救行為，呈現自己軟弱的一面，并不可恥，因為失敗感是寫作者永恒的命運。
記者：您提出的“目擊成詩，脫口而出”創作主張既有贊同者，也有不同的聲音。10多年過去了，您還堅持這個寫作理念嗎？
張執浩：很多年前，我就在一首詩里寫道：“我不與無中生有的人為伍/我不與看不見的事物為敵。”“目擊成詩，脫口而出”其實是后來我對這句詩的呼應，它是我出版詩集《寬闊》時在后記里提出來的，我希望它能成為我個人寫作的目標。我曾在多個場合談及我對這個寫作理念的理解，在我看來，“目擊”是寫作的前提，你必須進入到生活的現場，要求自己書寫你經歷過的生活;在深沉專注的凝視中保持對事物的情緒共振，目光清澈，且具有穿透力。我一直認為我其實是個被動的寫作者，我的詩幾乎都是遭受生活擠壓的結果。所以，“脫口而出”也是一種情感的本能反應，絕非無病呻吟。
“非親見不能作，他人雖親見亦不能作。公以事東都，目擊成詩，若有神使之，遂下千載之淚。”這是清人王嗣奭在《杜臆》里對杜甫寫作的評價。我不過是借用了他對杜詩的理解來要求自我而已，至于他人如何來看，并不在我的思考范圍內。
記者：2018年8月，您的詩集《高原上的野花》獲得了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這是對您幾十年詩歌創作的最高獎勵。這個獎對您后來的創作有沒有什么影響？
張執浩：作品能夠得獎，當然是對我幾十年堅持詩歌寫作的鼓勵。但對于我來說，這個獎的意義并不大于寫作本身。老實說吧，獲獎這事就像一個農民迎來了豐收，來年他依然要去努力地耕種自己的土地。你只要看看這幾年我的創作量，就應該明白我從來沒有躺在這個獎項上。我覺得自己寫得不夠好，所以我要努力寫得好點，其實就是這么簡單的道理。
當然，榮譽會帶來關注，讀者總希望能夠看到你的變化。但作為一個寫作者尤其是詩人，你不可能指望他“日日新”。我寫了將近四十年，其實真正的變化也只發生過三次：一次是“美聲”時期，一次是“寬闊”時期，第三次應該發生在我寫出了《如果根莖能說話》以后，我開始用一種獨屬于己的調門“說話”。《詠春調》這本集子延續了《高原上的野花》部分風格，但情緒更為內斂，“敘述腔”更強，期待再一次蛻變，但沒有徹底完成。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完成這一變化。
記者：《不如讀詩》是您于2023年出版的一部詩學隨筆集，是以現代詩人的視角，通過對16位古代詩人的詩歌心靈的探尋解讀，來展現詩歌背后的個人故事和情感經歷。《傳告后代人：中國古代詩人的15個關鍵詞》是您于2024年推出的又一部詩學隨筆集，通過15個關鍵詞，描寫了陶淵明、李白、杜甫等中國古代詩人的生命狀態和內心世界。這兩部詩學隨筆集，都是您幾十年來以史為經、以詩為緯，研讀古典詩人、詩史的深厚積淀和對古典詩歌的回望，請您分享您寫這兩部隨筆集的初衷和收獲。
張執浩：這兩本書是我多年閱讀古典詩詞的“偏見之書”，《不如讀詩》是縱向的，《傳告后代人》是橫向的。我一直覺得我們對古典詩詞的閱讀存在一些盲區，倘若我們只是從審美的需要來解讀古典詩歌的話，那就太輕慢了它們的生命力和吸附力。我真正感興趣的是躲藏在這些詩歌背后的那群偉大的靈魂，他們在面對生活時所呈示出來的態度，在得意與失意之間所體現出的生命張力，才是我真正看重的。因此，我在寫他們時，腦海里面始終回蕩著如下三種場景：地老天荒的人生現場，將心比心的生活態度，以及隔代相望的偉大情誼。說到底，古往今來的詩歌都是在傳達一種人生觀和價值觀，盡管傳達的介質（語言）會不斷變化，但生而為人的根本情感是恒定的，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傳統也是當代的一部分”。新詩可能沒辦法從語言上去繼承古詩的傳統，但并不影響我們去繼承那些有助于我們的生活觀念，無論是宇宙觀，還是家國意識、親情倫理意識，都在這些詩歌和詩人那里得到了精確的呈現。
詩歌從來不是飄浮的修辭，而是人在絕境中緊握的生命繩索。所謂“不如讀詩”，是想剝掉歷史的繭殼，讓那些偉大的靈魂，重新以鮮活的面貌站在我們的面前，用一個當代詩人的眼睛和心靈，去觸碰他們的悲歡、掙扎、超越，講述他們如何在生活的夾縫里，讓詩成為生命的呼吸，并流傳千古。而《傳告后代人》的15個關鍵詞，則是另一種聚焦，在詩人群像里尋找他們之間的異同。這本書并不是單純地對古典詩詞的鑒賞，而是對古代詩人命運的一種回望。
我長久生活居住在黃鶴樓下，我曾說過，作為一個詩人，生活在黃鶴樓下是一件很有壓力的事情。我的確有話要說，才先后寫了《不如讀詩》和《傳告后代人》。這兩本書，是我多年來研讀古典詩詞的結果，是一種內在的、發酵已久的傾訴。能與這些偉大的靈魂同行，并嘗試將他們的生命密碼，以更貼近當代的方式“傳告”下去，是我作為一個后來者的榮光與責任。
詩不在云端，而在腳下蒸騰的生活里
記者：您在黃鶴樓下居住生活了30多年，這樣的緣分對您的詩歌創作會有許多的觸動和靈感吧？
張執浩：最近我寫過一篇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我越來越覺得，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固守在黃鶴樓下，在同一座院子里居住和生活，并不全是自我選擇的結果，其中一定蘊含了某種命運的力量。盡管我曾在許多場合抱怨過，作為一位當代詩人，生活在黃鶴樓下是一樁悲催的事情。但仔細想來，這又何嘗不是一件幸事呢？傳統巨大而無形的壓力，始終在磨礪、培育著我們的心志和抗壓能力，所謂‘江山代有人才出’，所謂‘物色分留待老夫’，正是這種壓力之下的自我精神紓解，結出的果實盡管難以下咽，卻又津津有味。”
崔顥題詩在前，李白擱筆在后，這座樓早已被筆墨壘成了一座高峰。黃鶴樓對于我來說，并不是僅供仰止的詩碑，更是催逼我躬身自省的鏡子，它時刻提醒我，詩不在云端，而在腳下蒸騰的生活里。也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覺悟，我才轉身撲進鮮活的市井生活之中。
記者：作為“漢派詩人”的重要代表、《漢詩》的主編，您如何看待“漢派詩人”現象？這種劃分會不會形成“圈化”？
張執浩：其實我不太贊同“漢派詩人”這種命名，而且這也不是一個流派的時代，用一種稱呼把生活在一地、風格各異的詩人集結在一起，并非明智之舉。如果非要這樣命名的話，“漢派詩人”這一稱謂更像是對武漢詩人群體精神氣象的一種概括。武漢是一座煙火氣、江湖氣很重的城市，所以武漢詩人大多側重于現實生活的書寫，但路數各異，就像這座城市的結構一樣，劃江而治，三鎮獨立。
我曾說，當下詩壇最大的問題是“面目模糊”的同質化。編《漢詩》將近二十年了，我們推舉過許多風格迥異的詩人，他們共同構成了當代漢語詩歌的繁復聲調。真正的寫作永遠屬于“異質者”。我想說的是，詩的責任是向所有心靈敞開，而不是筑起一道道封閉的籬笆。與其糾結地域身份，不如回到詩人的根本使命，以鮮活的現場感抵御生活的鈍化。
記者：您除了寫詩以外，還熱衷于詩歌文化的傳播，并做了大量的公益活動。您的這種熱情來自哪里？為何在事務繁雜的環境下，還會擠出時間做這些活動？
張執浩：文學永遠是薪火相傳的事業，如果沒有傳承，文學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這些年，我和朋友們一直在做“公共空間詩歌活動”，在武漢的地鐵站內推出了3960塊詩歌展示牌，在武漢許多公園推出詩歌展示牌，還舉辦過多場“武漢詩樂現場”活動。做這些的初衷，是希望詩人們從書齋中走出來，參與城市的公共文化活動，參與到城市文明的進程之中，同時，也希望讓腳步匆匆的市民，在地鐵站內、在公園里，抬頭迎面就能“撞見”詩歌，讓詩歌文化滲入城市的呼吸，融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
現在的詩歌生態已經發生了變化，繼續固守我們以前對詩歌美學的理解，很有可能被時代拋棄。
用詩歌觸摸時代脈搏，反映時代氣象
記者：屈原是中國詩歌的重要源頭之一，他的《楚辭》開創了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先河，對后世詩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您的詩歌創作，受屈原及其作品影響多嗎？
張執浩：記得有一年在宜昌獲得“屈原詩歌獎”時，我說過：沒有哪一位當代漢語詩人不想通過寫作與屈原這個名字產生關聯。作為一個在荊楚大地上寫作、長期生活在黃鶴樓下的詩人，每當我看江水穿過橋墩奔流而去，總能感受到那位披發行吟的祖先在水聲中的嘆息。于我而言，屈原不止是一位美學導師，更是一種精神燈塔，時刻提醒我，詩歌寫作近似于某種獻祭行為，必須足夠純粹，必須把寫作上升到與生命同構的高度，才有意義。
記者：您對宜昌詩歌創作非常關注，曾多次來宜昌參加一些重大的詩歌活動。作為宜昌讀者的老朋友，您對近年來宜昌詩歌發展和人才隊伍建設有哪些評價？對宜昌年輕一代的詩歌寫作者有什么建議和期許？
張執浩：我是宜昌的女婿，也是宜昌的老朋友。近年來，我多次來到宜昌這座山水之城，每一次來，都會被這里蓬勃的詩歌生態所震撼。宜昌是國內少有的詩歌門類齊全，且都有代表性人物的地級市，寫詩、評詩、譯詩相得益彰。毛子的詩發出了這個時代的異質之音，冷峻而深邃；劉波的評論視野寬闊，眼光敏銳；柳向陽的翻譯更是獲得了廣泛好評。宜昌詩歌的這“三駕馬車”現象備受全國詩壇矚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宜昌還有一批新人正在茁壯成長，《漢詩》去年曾做過一個“宜昌詩人小輯”，收錄了近30位宜昌本土詩人的作品，質量非常高。
宜昌的“山鄉巨變”里藏著比修辭更厚重的史詩，愿宜昌的朋友們既承載千年文脈的重量，釋放出現代大潮的激情，用詩歌觸摸時代脈搏，反映時代氣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