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人間煙火中淬煉生命存在的獨有詩性
——2024年湖北散文綜述
來源： 湖北散文創作年度綜述課題組 發布時間： 2025-09-15 作者： 陳瀾 裴小娟
2024年，是AI技術飛速發展的一年，也是人類文學創作的效率和意義，迎來最嚴重的工具性考驗的一年。從人類先祖在洞穴內壁、沙石龜甲上，畫下具有明確意義和指向的符號的那一刻開始，人類寫作史已積累了數千年的經驗，似乎一夜之間就有了全盤失效的可能。當各類AI寫作程序能夠批量復制辭藻、文風、結構、韻律，甚至利用海量數據庫，分析并應用人類文學史上所有優秀作品的創作理論和規律的時候，無論是寫作者，還是讀者，都不免追問，人類在孤夜寒燈里的苦吟，輾轉難眠的推敲，是否值得？未來的文學創作發展，又將走向何方？這一年，湖北的寫作者們用深入現實生活，深挖生命體驗的成果，給出了自己的回答。本年度散文創作呈現出“走向個體的人”的美學范式轉換，在宏大敘事里孜孜追求“有我”的在場，微觀敘事則更加緊扣從“我”出發所感受到的物質和精神世界的細節。散文這種以“真”和“誠”為標簽的文體，使得作為世間獨一無二的“我”的抒發，在數字算法時代，有了構成存在的本體論證明般的重量。每個散文寫作者都在個體經驗的記錄中，辨認、確立自我，并借此開鑿著通往時代精神的通途。
一、時代性：公共命題的“有我”表達
新時代湖北散文創作實踐與時代發展始終保持著同頻共振。創作者們自覺承擔起文化使命，以高度的在場意識，持續關注中華民族推進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主題，不作形而上的蹈空之舞，而是深潛現實生活的河流，體認并珍視時代洪音中的個體經驗表達。2024年，作家們更加重視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每一個個體如何從職業倫理與社會責任的雙重維度，將宏觀戰略轉化為可觸摸的日常實踐。曹軍慶在《水中故鄉》中，以飛沙河水庫水底的故鄉花山鎮，引出丹江口水庫水底的均州城，對兩座水底之城的介紹，實則為了說明南水北調沿線居民為工程的實施、水源的保護所做的犧牲和貢獻，贊頌他們顧全大局的豪情和慈悲。鄭能新的《春到冷家山》梳理冷家山的歷史典故、人文資源，摹寫四季風景，以及對比過山石公路修建前后，當地風貌的變化，點出基建發展對于開掘地方資源的重要性。譚巖的《詩畫翟家嶺》轉述翟家嶺志愿者處所講述的其先祖保護古樹的故事，賦予了這位志愿者以見證者和傳承者的雙重身份，揭示出鄉村生態文明建設的動力源，在于每個個體的自覺意識。林東林的《江城人護江記》和顏克存的《一心一意的“守水人”》都是以長江大保護的大框架下，在平凡崗位上默默做出貢獻的奉獻者為書寫對象，如江灘建設者、水質檢測員、護漁員、環保志愿者等，以個體故事為音符，譜寫多音部的“人民史詩”。
近些年來，在有關政策的激勵下，傳統文化的“雙創”成為全社會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文藝界關注的又一重要命題。當傳統文化與傳播技術結合，如何實現表現形式的更新？在消費主義主導的現代市場行為中，非遺文化產業如何在實現盈利的同時，守住其文化精神內核？在面向大眾的文化傳承教育中，如何激發人民作為傳承主體的積極性？如上問題，散文家們都有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劉益善的《恩施土家女兒會》如實表現出地方民俗文化在政府主導下的形式重構，“女兒會”這一土家族的傳統婚戀集會，從山村走進城市，在保留“以歌傳情”原生態內核的基礎上，通過信息化的傳播和市場化的營銷方式，升級為能帶來文旅經濟效益的地方文化標簽；他的《九宮山聽歌》則總結了民俗文化的另一種轉化路徑，無論民俗街上唱響的紅歌，還是被農村婦女山歌隊唱進央視舞臺的山歌，都展現了民間藝術在現代技術助力下，所獲得的更廣闊的傳播空間，也側面贊揚了廣大人民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所具有的主動性。楚林的《遠來的芬芳》延續了她近年來一直關注的中藥文化主題，細述沒藥和乳香這兩味藥的來源、在世界各地被使用的歷史以及作為中藥的用途，在富有知識含量的漫談中，以兩味藥為小切口，勾勒了世界文化源流互動的大歷史，也使讀者感受到中國文化海納百川的氣度和中華民族善用它山之石攻玉的智慧。吳梅芳在《婆婆的歌謠》中所寫的自家婆婆，雖然目不識丁，卻是一個行走的語言民俗寶庫。她對婆婆口傳的民謠、山歌、諺語、俗語的觀察和記錄，提供了文化傳承的方法論啟示，即要更加重視散落在民間的文化基因載體。
還有很多湖北作家，具備將生命經驗轉化為時代注腳的敘事智慧，從個人視角出發，憶昔感今，用新舊對比的方式，刻畫時代變化、突出時代特征。由此，源自個人經驗的寫作超越了私人寫作的范疇，具備了成為記錄時代的微型傳感器的工具價值。吳佳燕在《與父母游》中，描述了從小到大印象深刻的數次與父母同游的經歷，以地理遷徙為經線，以代際關系為緯線，為小家庭的故事織就了一張布滿時代印記的敘事幕布。兒時跟隨父母去老縣城置辦年貨所觀察到的社會風貌，在至親陪伴下二刷《媽媽再愛我一次》的文化啟蒙記憶，因外出求學而獲得的關于交通技術革命的切身體會，陪伴父母外地求醫的種種經歷，都能使讀者沉浸于作者家庭故事的同時，領略到時代發展的脈絡。尤其是在文末，全家在假期專門旅游的記憶切片，既描繪了家庭生活的溫馨與美好，表達了珍惜與家人相處的寶貴時光的感嘆，也反映出時代發展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眾生活觀念的變化。對時代發展的側面贊頌，因飽含著對至親的真摯情感和對往昔的無限眷戀，而顯得格外動人可信。韓永強的《峽江纖夫》用家族中三代拉纖人的親身經歷，展現過去在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中，纖夫們如何憑借智慧與勇氣，書寫著生命傳奇。而今日，當三峽成為世界旅游勝地，三峽人在感恩時代饋贈的同時，也會繼續在纖夫精神的激勵下，堅持奮斗，砥礪前行。其中祖父運送解放軍過江的平民英雄事跡，也再一次點明每個個體與國家民族命運之間的正向聯系。徐雁飛在《蓮枝的荷塘》寫“我”和伙伴蓮枝在荷塘相伴下成長的經歷，作為留守兒童的蓮枝，童年雖有“我”相伴，但因父母的缺席，總難免帶有如荷花茶般絲絲清苦滋味。蓮枝長大為人母親后，她的女兒也被迫克隆母親的命運，幸而鄉村振興的進程使得蓮枝可以返鄉務工，改變了舊有的命運軌跡。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轉折，更是時代巨變投射在鄉土中國的溫柔剪影。梅贊的《沙湖來了紅嘴鷗》對比了“我”在1985年聽聞紅嘴鷗初到云南昆明和“我”在2024年目睹紅嘴鷗出現在武漢沙湖的驚喜感受，以此論證我國各地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尤其是武漢在水體整治方面的有效成果。鄧斌的《再拐幾個彎彎兒》回顧了自己畢生對文學的虔誠信仰，同時也展現了一個古稀老人在時代精神感召下，所具有的樂觀而充滿斗志的精神面貌。如上作品，都是將“我”的人生，匯入時代變化的大潮，使得圍繞著個人所發生的人事變化，獲得了作為測量時代進程刻度的意義。
這一年，湖北散文家們圍繞著時代宏大命題所進行的創作實踐，生動詮釋了“時代的個體經驗”與“個體的時代經驗”的雙向互文關系，在寫作素材的遴選方面，顯然越來越注重那些具有整體意義的個人經驗，通過藝術性的處理，使得個人記憶得以上升為集體印記，凸顯敘事主體與時代客體之間的美學張力。
二、敘事性：日常生活的文學賦魅
細述日常生活，樂享人間煙火，一直都是散文寫作的重要內容之一。當AI技術帶來全新的寫作生態時，寫作者對私人生活的文學表達，因其不可替代的自我記錄和自我抒發的功能，而具備了對抗技術理性的獨特人文價值。然而，與其同時，日常敘事對于不同個體而言，具有立場、經驗、審美偏好等方面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可能成為激發集體情感共鳴，獲得大眾認可的阻礙。因此，日常敘事如何增強好看性和提升廣泛度，就成了湖北散文家們集體努力的方向。
有的寫作者以“情”打動讀者。萬華偉的《大地燈火》以數個與燈火相關的人生場景，串聯起幾段關于父親的記憶，勾勒出一位心地善良、樂于助人、舐犢情深的父親形象。全文以“燈火”作為敘事線索，也以“燈火”暗喻父親之于我的啟示作用，語言的雅致和情感的真誠是其打動讀者的關鍵。羅日新在《懷念我的父親》《掃地本小事，道逢同心人》等散篇中，詳述父親的生平，追念父親對子女的關愛，感念父親在為人處世上給“我”的啟發教育，也驗證了良好的家風對于傳承中華傳統美德的重要性。閻剛在《外公的江灘》中塑造的外公形象，是舊中國萬千勞動者的縮影。“外公”憑借著超出常人的商業觸覺和吃苦耐勞的特質，在碼頭城市的縫隙中開辟生路。承受過同行排擠、子女失蹤和戰火摧毀家園等一系列打擊，晚年的外公仍保持著“嗨夯”作響的生命韌性。通過對外公的懷念，作者不僅完成了對祖輩的精神致敬，更歌頌了底層勞動人民的奮斗精神。謝倫的《走冰》回憶兒時冬天，兒童在凍住的江流湖泊上滑冰行走的趣事，還原了今天難以復現的民俗畫面，似一曲獻給歲月的抒情詠嘆。陳剛的《那些臘月連著春天的日子》是關于幼時鄉村春節的回憶，他通過對濃濃人情和民俗細節的描寫，展現在那個物質不富裕的時代，中華民族依然不放棄追求生活質感的可貴精神。
有的寫作者以“奇”吸引讀者。於可訓的《太陽魚》講述的是自己在加拿大釣太陽魚期間，所遇到的人與事，通過對異國生活及文化的書寫，帶給讀者新奇的閱讀體驗。全文用字淺白而精確，些許小事寫得引人入勝，有一種汪曾祺式的閑談氣質，既有笑看紅塵的瀟灑出世心態，又有熱忱生活的積極入世心理，非無一定的人生閱歷，文章不能有此興味。劉醒龍的《我們的機器》描述的是作家在面對博物館中陳列的工業遺產時，被激發的人生回憶和相關聯想。對于曾在工廠工作的作家來說，過去的職業經歷之于他，就如同曾經輝煌的鋼鐵產業之于時代，盡管已成往事，卻影響深遠，永難忘懷，而對于讀者來說，得以借助作家的回憶，窺見自己不了解的行業內部細節，饒有趣味。王毅《渡》和萬雁《三千里漢江》觸碰的都是傳統文化中避忌的深刻話題——至親的死亡。前者詳述父親從病到逝的過程，通過“渡船—渡命—渡口”的三重隱喻，把死亡譬喻成生命超越時間限制的轉折，給出對生命終極命題的詩意回答。后者結合漢江采風的見聞，將父親的生命置于文明演進的坐標系中，精細解剖生命的脆弱與堅韌。同樣是寫死亡，甘茂華的《街頭巷尾凡人事》關注的對象是兩個不起眼的小人物。他用平實的、口語化的，又充滿共情力的口吻娓娓道來，使得那些未被史冊記錄的姓名和從未被鏡頭聚焦的面孔，在文學里煥發出生命尊嚴的亮光。嚴輝文的《祖墳山記》關注的則是死亡的續篇，即對亡人的悼念和祭祀。在對中華民族傳統掃墓儀式的平靜而詳細的敘述中，傳達對人生終極歸處的超然認識。這些以“死亡”為母題的作品，藝術手法各異，但藝術效果是相同的，即將死亡焦慮轉化為生命禮贊，共同詮釋了文學作為生命教育載體的深刻意義。
有的寫作者在日常的普通中，深挖歷史痕跡。舒輝波《白馬》對童年記憶的敘述，采用了本雅明的“駝背小人”式的觀察角度，即一個早慧而又懵懂的孩童，憑借著自身天然對生活的敏感性，將特殊歷史境遇下對成人世界有限的、一知半解的觀察，鐫刻在記憶的褶皺中。多年后，孩童長大成人，帶著宏觀的歷史認知和累積的生活經驗，將童年記憶褶皺展開，咀嚼消化，加以解釋，借助對家族記憶的還原，完成了對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鄉村社會的記憶拓撲。文本中所呈現的“我”在不同年齡段對白馬、家庭和周圍世界的認知與感受，是童年的“我”和當下的“我”共同感受、體會作用的結果。由此，個人記憶與家族記憶、公共歷史記憶，得以在敘事過程中巧妙地被融合。這種融合不僅豐富了敘事層次，也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更易代入“我”的情感體驗，濃縮的公共歷史記憶變得更加立體、鮮活。父親與白馬在寒夜中跋涉的身影，那些凍結在毛發上的冰晶、上坡下坡的蹄印血痕，以及在老鱉手下被珍惜的黃豆，是計劃經濟時代物質困窘的具象化表現；白馬被下鄉干部從部隊帶到鄉村，由軍馬變成農耕牲畜，進而在分田到戶后變成家家嫌棄的燙手山芋，既是個體生命在時代浪潮中的命運縮影，更是歷史暴力施加于單個生命體的典型案例；父母之間始終矛盾不斷的婚姻生活，不僅僅是個體家庭的情感創傷，同時折射了鄉土社會中，婚姻觀念和家庭結構受到傳統文化和經濟因素制約的復雜現實。
還有的作家，借助“物”，尋求同頻的情感鏈接。正如學者王兆勝所判斷的，“對物的觀照與細察，成為創作的一種新風尚。突破人的文學的限制，進入更博大豐富的物的世界，這是近些年散文的新趨勢，2024年的散文則更進一步。”[[1]]這種整體趨勢，在本年度的湖北散文創作中，自然也有所體現。李小坪的《惠存你的“有限”》和孔帆升的《三只狗》分享家有寵物的樂與憂，前者以“物”的生死和“情”的無限相對比，完成對生命有限性的詩意抵抗，后者以“物”的命運書寫，衍生出三代同堂的家庭情感圖譜，共同在對其他生物的生命觀照中，發散出治愈心靈的文字的魅力。忽蘭的散文集《古玉生煙》是其數十年賞玉、藏玉的心得體會，她以藏家視角品鑒玉的皮色、毛孔、韌度、內質、結構，激發讀者的審美悸動，又以詩人筆觸分享古玉承載的東方哲思，喚起國人集體潛意識深處的文化覺醒。這些“物”既是作者投射情感的容器，更是突破不同人群認知邊界的媒介，提升了屬于個體的日常敘事在公共場域內的傳播有效度。
令人醉心其中的“物”，既有有形的，也有無形的，譬如詩歌。張執浩的隨筆集《傳告后代人》，可視為是他前年推出的《不如讀詩》的續篇。從創作目的上看，都旨在從古典詩學中尋找當代詩歌的漢語精神根源?。從語言上看，《不如讀詩》和《傳告后代人》都展現了理性邏輯與感性共情的“一體兩面”，既有即興捕捉的靈動性，又有學術考據的厚重感。不同之處在于，《不如讀詩》是作為詩人的張執浩，與16位詩人進行跨越時空的對話。當代詩人以詩心為鏈接樞紐，回顧古典詩人的個體命運沉浮，沿著詩歌傳統的歷時性脈絡，尋求縱貫古今的靈魂共振，而《傳告后代人》，則更偏向于一種基于大數據提煉的遠讀，以“功名”“漫游”“登高”“還鄉”等15個關鍵詞為論詩切入點。這些關鍵詞是對古典詩作的高頻題材的總結，同時也關聯著古代詩人生命中共同的重要事件。最終，無論是跨越時空的個案追蹤，還是橫向對比式的母題提煉，作者始終聚焦詩歌如何成為生命的具象化表達的相關問題，彰顯了當代詩人重釋傳統，并在古今對話中實現創新的自覺。
還有些作家，通過創作時間跨度逾幾十年的散文集，全方位展現人生軌跡，分享不同人生階段的赤誠體會與精神跋涉，使讀者在共情中照見自身生命。曉蘇的散文集《一個人的吹拉彈唱》收錄了他在新時代發表的28篇散文作品，包括創作談、書評序跋、親友致辭、公共演講等，覆蓋了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大散文”概念框架下的多種細分文體，可視作作者精神世界的立體圖譜。借由《在我創作伊始》中關于自己文學創作起點的回憶，《鄉村書寫與民間敘事》中關于鄉村敘事策略的真知灼見，《去一個叫龍坪的地方》中對基層干部的真誠贊嘆，《緬懷特級教師毓亮兄》中描繪的知識分子精神肖像……作家的人生經歷、日常思考、人際網絡，都被以拼圖碎片的方式展現在讀者面前，也因此，這部散文集具備了以文體互文性折射作家個體的創作發生學軌跡的史料價值。類似的還有菡萏的《不開就不落》，第一輯談人，講述生命中或溫暖、或深刻的故事；第二輯論物，展現半生累積的品味和智識。同名散篇《不開就不落》以優美雅致的筆觸，摹寫一段長逾三十年的朦朧情愫，寫得含蓄富有美感。克制而有分寸的敘事與綿密又雋永的情感交織，既道出人生際遇中那些未曾言明的遺憾，也暗含對純粹情感的永恒守望，展現出女性作家獨有的細膩而敏銳的情感洞察力。
綜上可見，湖北散文創作者們一方面通過各具風格的語言、場景化的敘事和豐富的意象系統，提升文本張力，強化文本可讀性，另一方面，在個人日常生活的書寫中，植入普遍性情感結構，以共鳴為紐帶，創造更大的傳播可能。這種為文本賦魅的藝術策略，爭取了廣泛受眾但不媚俗，拓寬了接受面卻不減損思想深度，最終在雅俗共賞的平衡點上，實現了文學價值的最優解，這也是文學在多媒體時代保持生命力的關鍵所在。
三、地域性:地方文化書寫的美學重構
秉持著自古以來知識分子“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探索精神，散文家們一直將“行走”作為重要的寫作靈感來源。短視頻傳播平臺興起后，這一類散文也在面臨著數智化的挑戰。眾多旅行博主所拍攝的景點短視頻，借助濾鏡美化與剪輯技術的協同作用，將自然景觀與人文場域轉化為極具沖擊力的視覺符號，從傳播效果上看，往往更有優勢。然而，受限于視頻時長的限制，以及考慮到視頻受眾的預期，大量內容僅限于感官娛樂和消費刺激的淺層體驗。相較之下，散文家的旅行書寫，以肉身和精神雙重在場的沉浸式觀察為起點，將地理空間轉化為精神鏡像，顯然更具言說深度，且文字的描述存在留白，給予了讀者以更大的想象空間。如熊召政的首部旅行隨筆集《南船北馬走天下》，共分三輯，前兩輯以山川、河流為線索，串聯起作家在全球范圍內到訪過的各個重要山脈及河流，第三輯則重點描繪非洲的獨特風情。無論是在遼闊蒙古草原上，聆聽到的遠古的呼喚，還是在雅魯藏布江源頭感受到的美的震顫，抑或在馬拉河目睹角馬被鱷魚分食而涌生的悲憫，都因融入了作家個人的情感體驗和哲學思考，而產生了短視頻無法替代的審美效果。劉醒龍在2024年推出《劉醒龍自選集·兩棵樹上，一棵樹下》中，優選創作時間跨度逾二十多年的四十余篇作品，帶有游記色彩的散篇達總篇目數量的一半以上。雖然寫作手法、技巧每篇各異，但共同點是在各地的見聞中，深度挖掘景與物背后的歷史典故、凡人趣事，展現出以史入景、融情于物的獨特美學。
在眾多關于地方的寫作中，最受湖北散文家青睞的，當然還屬本省本土。池莉的《人生在世一定要對你的棲身之所自作多情》，既是對武漢的深情表白，也是在張揚一種活得熱辣痛快的生命態度，同時還展現了她一以貫之的“大俗即雅”的美學主張。在她看來，無論是東湖和長江這樣相對恒久的自然風景，還是綠道和江灘這類人工造就的現代化產物，對于生于此地、居于此地的人，都不僅僅是一道道景觀，而是勾連珍貴記憶，提供情緒價值的載體。東湖水域的舒展，江水翻涌的濤聲，江灘樟樹的香氣……共同構成了江城人共有的視覺、聽覺和嗅覺圖譜。文章最后，作家頓悟“方塊字本身，就是我的城”，將“寫作”和“武漢”經由“城”的意象鏈接起來，強調二者在自己生命中等同的重量。作家對城市的偏愛，就是她對文學的偏愛，更是她對以文學為靈魂棲居地的生命樣態的熱忱堅守。
陳應松在本年度的散文書寫，主要圍繞兩個地理位置展開。一個是他的故鄉公安縣黃金口，如《月亮粑的故鄉》《小鎮往事》《小鎮在夜晚響起》等多個散篇；另一個是他多年來居住、反復書寫的神農架，如散文集《神農野札》等。作家對這兩個地方，都通過講述地名傳說、解碼民俗文化、引入方言習語的方式，深挖地方歷史文化底蘊，但對前者的敘述，因為混糅了童年舊事的記憶，而顯得格外溫情脈脈；而對后者，作家更偏好于演說其自然生機里包含的野性精神，筆觸富有激情。他筆下的黃金口，是和人緊緊捆綁在一起的。因為人類生存繁衍的需要，古早的祖先才會匯聚于黃金口這一水運發達之所，靠水生息，衍生出獨特的飲食文化和民間信仰；也是因為人們的衣食住行的需要，才有了《小鎮在夜晚響起》中寫到的老益陽街商行云集、繁華一時的盛景，以及《小鎮往事》中詳細描述的榨坊的工序和號子、裁縫鋪的興衰等特色景觀。“黃金口”系列清晰地展示了人與地理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與之相對的，他所書寫的神農架，是在古老歲月長河里，人跡罕至、遺世獨立的神秘之地。盡管隨著時代的發展，神農架已經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開發，但仍然保留著令人心折的原始風味，依然是一個具有強烈主體性的存在。經過多年不斷地調動文學力量張揚此地魅力，作家使紙面上的神農架，超越了物理空間限制，成為反思現代文明的精神地標。同樣是深情禮贊，作者對故鄉黃金口的贊美中包含著鄉愁眷戀，而對神農架的贊頌中包含著人對自然的敬畏。?作家對于兩個不同地理空間同中有異的書寫，既展現了一個成熟作家所具有的服務于寫作對象的藝術技巧，也使得讀者對于湖北地域文化的多樣性和獨特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這一年，舒飛廉完成對湖北省內多個地區的深度踏勘，在《芳草》專欄發布了一系列游記性質的散文，其中大部分作品具有明顯地理考古學特征。作者承繼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文化散文”創作傳統，在山川地理之間，發起對歷史的求索和拷問，如《安州記》中，以隨棗走廊為切入點，通過勾勒多個歷史名人的行跡，凸顯安陸古城于南北交通和文化交匯的雙重意義上的戰略地位；《柏子塔記》中，則以吳楚柏舉之戰為歷史支點，結合麻城地理形態，思考古代戰爭的空間邏輯；《程臺記》中，經由對文昌閣的重建與程朱理學的追溯，不僅梳理了孝感的文脈傳承，還探討了地域文化中的“人才焦慮”現象。而在有些篇章中，他以樸素的民間立場，關注地方文化源流中的微小細節，如《陳懷民路上的米酒》詳述孝感米酒的吃法和滋味，以表達對世俗生活里廣泛存在的民間智慧的詩意禮贊。還有些篇章則使用了對比手法，如《上天臺記》中，作者以自己在不同時期三上天臺山的經歷做對比，串聯起同一地理空間所承載的不同人生階段的體驗、哲思和感悟，折射出人類對自身存在樣態的持續追問；在《蘄州記》中，以略帶調侃的口吻，將蘄州在不同時期的行政級別做對比，以及借助個人旅行經歷中的觀察，展現傳統元素和現代生態如何在一個具有厚重歷史底蘊的地理空間中發生碰撞。在與歷史記憶和文化傳統的對話中，作家調動個體生命體驗，重構了地域文學的現代性表達。
溫新階近年為家鄉樂園創作了三十多萬字的作品，精選編纂成了散文集《樂園志》。為了創作《樂園志》，他返鄉居住數月，深入田間地頭及鄉村的各個組織機構進行采訪和觀察。在此基礎上，溫新階對于樂園的書寫，顯得尤為“細”。這首先體現為寫作對象類別之細分。《樂園志》堪稱關于樂園的百科全書，共分四輯，從地名典故，到奇花異草，再到民風民俗，最后落腳到各有故事的人，無所不包，構成了一幅生機盎然的鄉土畫卷。其次是注重生活的細節。他將感官的敏銳度調到最高，對樂園的觀察精細入微。如寫初綻桃花的色彩:“不是粉紅，比粉紅更濃一點，色彩也不是均勻地鋪展，由花心向邊沿過渡，紅色順著花絲慢慢變淡……”[[2]]93；寫冬日里曬豆豉的熱氣:“濕氣的絲線彎彎曲曲，斷斷續續，若有若無，香氣隨之四處飄散”[2]127；寫割草的人磨刀，一邊磨，一邊潑水，時不時“用右手大拇指輕輕從刀刃上滑過”，直到觸到“一種澀澀的黏附感”[2]185。視聽嗅觸多模態并用，用文字達到類同攝像機微距拍攝的效果。最后，他還擅長捕捉人情的細膩。在《一棵樹》里，閏月為幼妹銀菊提前備下一根做房的梁樹，十多年漫長時光里，她為此傾灌所有心血，然而當她主動提及要送梁樹助妹妹蓋房的時候，妹妹卻避開了她的目光，望向丈夫。姐姐失魂落魄地離開后，銀菊追出去，眼淚嘩嘩流下。顯然，銀菊既不忍心讓姐姐失望，又囿于強勢夫權無法做主，左右為難，而如此復雜的心理感受，作家并不是使用大段內心獨白展現的，而是僅僅描寫一兩個眼神和表情，就令讀者心領神會。類似《一棵樹》這樣，細膩捕捉人性幽微的佳作，在《樂園志》中還有很多。近年來，因受到鄉村振興的時代號角的感染，重返故鄉進行觀察的作家不在少數。記錄舊土之新變，譜寫時代的樂章，已經成為無數返鄉題材的散文共有的敘事模式。溫新階的《樂園志》能夠在大量同質化的寫作里，生成別具一格的風味，正是在于他的“細”。而正如他在《樂園志》后記里所說，“生活是文學的源泉”[2]336，要將鄉村生活寫好，首先要認真地、好好地進入鄉村生活，避免記取浮光掠影的觀光式體驗。作家沉浸得越深，筆觸才能越細。
周凌云的《詩的樂平里》介紹了一種唯有楚地才能生長出的奇特文化景觀：在屈原的故里、湖北秭歸的樂平里，有一群農民詩人，組建騷壇詩社，傳承詩歌文化。他們白天勞作，晚上寫詩，堅持數百年，將騷體詩韻注入日常生產，完成了從生存實踐到精神超越的轉化，展示了詩歌在民間的生命力。而楚地出現這種文化奇觀，似乎也不是偶然：楚地的巫祭傳統，使得詩歌得以借助其儀式功能，獲得了綿延百年的內生活力。當騷壇詩友們，在郝大樹的葬禮上，用吟誦詩歌的方式招魂送別，詩歌這種文化行為就從個體創作升華為集體記憶，也才有了在代際傳遞中，實現了文化基因的復制與新生的可能。
廢斯人的《黃梅古人》共分三節，每節首句有所重復，這種源自《詩經》的重章疊唱手法，將雨、鄉韻、情愫三個意象比作三位故人，形成三重遞進的抒情結構。作者善于化用古詩文意境，用詞典雅，同時又引入了黃梅方言，使得語言發散出雅正與通俗交融一體的風味。這種善于化古入今的藝術技巧，恰如文中寫到的黃梅戲、黃梅禪宗等地方文化在當前的發展和轉化狀況，即都是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綻放出新的美學光彩。
此外，還有李專的《從幕阜山區走出的敦煌知縣》考據了幕阜山區與遙遠的敦煌之間，因一個知縣而結下的淵源，側面說明了地方文脈之深遠；鄒超穎的《漢水畔隨感》描繪漢水河畔的秀麗風景和年邁船工的人生故事，表現了隨水而居的人，對故土河流的深沉眷戀；魏祖華的《山的名字》由山論人，追賢思古，最終提煉出只有深入民心的人，才能真正超越歲月抵達永恒的哲思；涂玉國的《熱氣騰騰的蒸籠格子》《一碗面里的玄機》從一飲一啄中，趣談襄陽、宜城等地的飲食特色，拆解歷史和鄉愁。總之，當在社交媒體上，“地方”被平面化為坐標、行走體驗被簡化為打卡清單時，游記散文的價值，恰恰在于寫作者們通過種種努力，重建人和地理空間深層鏈接的文化自覺。
四、實驗性：形式創新的持續探索
近年來，在以李修文為代表的散文名家的推動下，當代散文創作表現出明顯的文體互滲現象。本年度，湖北散文創作在文體實驗與形式創新方面，依然保持著前所未有的活力。這首先體現在，越來越多的散文創作者，開始認同對散文寫作素材的辯證化處理。散文是一種求真的文體，即內容真實，情感真誠。過去，不少散文名家認為，內容真實的原則，指向的是現實層面的客觀真實，以此將散文與以虛構為主要藝術手段的小說區分開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創作者開始認為，散文的真實，可以是一種美學意義上的真實，生命體驗層面的主觀真實。因此，金克巴在《馬背上的原鄉》里，追溯金氏血脈的起源，用了較大篇幅敘述先祖金日磾歸順漢朝的過程，對金日磾的成長歷程、心理活動和表情言語進行了大量的想象，因為對于作家來說，如實呈現個人對于歷史的想象，也不失為一種真實和真誠。席星荃的《童年三重奏》以一個古稀老人對童年往事的追憶為主要內容，其中包含著大量近似奇幻的情節，但從兒童的思維發展特點上看，這些似真還幻的故事，完全有可能就是兒童認知的世界本相。還有的寫作者，利用對反復處理同一寫作素材的實驗，測試散文文體所具有的彈性。徐魯的《山河兒女好看時》以幕阜山區的鄉村振興為主要內容，描述了一系列豐富立體的人物形象及其生平故事，贊頌了當地的獨特風貌和淳厚人情，張揚了艱苦奮斗、團結奮進、永葆信念的時代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散文中出現的多個人物角色，如醉心于采茶戲的翠云嫂，曾在山區教戲的肖冬云，在富水河畔楓林渡口擺義渡的阿通伯及女兒阿香，駐村第一書記、退伍老兵韓燕來等，都曾經反復出現在徐魯的其他作品中，如長篇小說《小菊的茶山》，散文集《童年的瓜燈》等。這些文學人物在現實生活中各有原型，作品中“我”與他們相處的經歷也是基于作者的真實經歷創作而來。徐魯曾在幕阜山區工作、生活多年，多年后他重返故地，發現當年貧困的小山村在國家和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政策的扶持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可喜變化的背后，是無數基層干部和村民無私奉獻、辛勤付出的動人故事。這一切都成為他筆下不同體裁的作品中，被反復利用、不斷打磨的充沛素材。盡管素材相同，但作家在不同文體中的處理方法還是存在差異。在小說中，為了講述一個連貫而有起伏轉折的故事，作家加入了相較更多的虛構元素，以將人物粘合起來，并更好地鏈接事件的起承轉合；在散文中，作家則更重視生活的本相，忠實展現碎片化的現實經歷，并更注重自我的感性體驗和語言的抒情。同一生活素材在不同文體間的流轉復用，使得徐魯的多部作品之間，構成了緊密交織的互文網絡，也驗證了文學創作中經驗重構與形式實驗的雙重特性，證明文體作為一種形式容器，所具有的藝術規則和審美期待，能夠重塑寫作素材的肌理。
散文和其他文體互滲的傾向，還體現在敘事方式的變化。李興艷的《從一棵樹說起》講述鄖陽王家嶺林場義務護林員泉叔的事跡，他及家人對樹木長達幾十年的深情守護，譜寫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感人篇章。文章內容基于現實，但在寫作過程中，作者使用了零聚焦視角、外聚焦視角和內聚焦視角等多種視角切換的敘事技巧，避免了單一旁觀視角的平鋪直敘，營造陌生化敘事效果。尤其是將樹擬人、安排人與樹對話的藝術化場景，既增添了文本的趣味性，又深化了人與樹相知相惜的主題。朱朝敏的《飛鳥和魚》同樣是關注為環境保護做出貢獻的民間力量，文中陳姓老人多年在家鄉種樹，以期營造出好的生態環境，吸引白鶴棲居，老人的苦心，不是通過自述或者他述而展現給讀者，而是通過“我”與陳姓老人的交談透露出來的，且“我”和老人的交談過程寫得如打機鋒，富有雅趣，充滿了巧設機關的懸念。熊啟文的《詩來見你》，從標題上看，似是對李修文文集《詩來見我》的致敬。這篇散文在敘事上的最大特色，是以“你”的敘事人稱，講述晚年李商隱的際遇。第二人稱敘事視角的運用，起到了三重藝術效果。首先是巧妙地將敘事者和讀者從時光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使其得以在長安的坊巷杯盞間，與李商隱并肩同行。因此，這篇散文讀來毫無傳統歷史人物傳記的疏離感。其次，“你”的稱謂使得行文呈現出對話性，將讀者轉化為詩人的知音，千年前李商隱面對的生存困境，或能與當下部分讀者的心境產生隱秘共鳴。最后，這種人稱轉換更暗含著對詩歌本質的深刻理解。當詩句超越時間，成為無數漢語詩歌寫作者和閱讀者的共性體驗，“你”既可以是李商隱的代稱，也可以被泛化為所有讀詩、懂詩、愛詩的人。打破散文常規敘事人稱的嘗試，使得這篇散文由對單個詩人詩作的解說，升級為對漢語詩歌的高級禮贊。在查俊華的《一張舊船票》中，作者刻意隱去敘述者的主觀介入，經由主人公劉貴棠的視角和行動，帶讀者感受漢江航運業的歷史變遷。文本巧妙融合小說技法，具備完整的起承轉合的故事發展鏈條。無“我”的敘事技巧和充滿戲劇張力的情節，使得這篇散文兼具紀錄片和小說的色彩。王宇的《火車擒住軌》則有明顯的意識流色彩，以第一人稱視角自由穿梭于現實與回憶之間，細膩的心理書寫與跳躍的思緒描繪，不僅賦予散文以意識流小說的美學特色與哲思深度，也讓字里行間流動著詩意。
自五四以來，中國散文的現代性轉型，是一個在文體方面不斷“固體”又“破體”，“破體”又“融體”的螺旋式上升過程，湖北作家的探索即是對此命題的當代回應。從解構“形散神聚”“真情實感”的傳統散文規則，到探索散文與小說、詩歌乃至影像藝術的互滲可能……湖北散文創作者們在散文文體形式、敘事手法等方面的持續性探索，展現出本省散文家并不僅僅滿足于文學表達的感性沖動，而且從未停止過對散文本體論的深度思考。這一年，除了將理論自覺與文體主張應用于創作實踐，不少散文家還進行了系統性的理論提煉，如陳勝樂的文集《中國散文美學綜論》，通過對散文美學特質的系統性闡釋，為當代散文正在進行的形式實驗提供了理論注腳。這些創作與理論的相互呼應，印證了湖北散文界所具有的實踐突破與學理建構互動共生的良好創作狀態。
五、結語
“十四五”以來，湖北散文創作者們始終關注時代脈動，將筆觸延伸至鄉村振興、文化傳承、生態保護等重大命題，形成了既有現實厚度又具審美張力的創作格局。同時，在以李修文為首的散文名家的引領下，本省散文創作者在散文的美學重構和形式覺醒方面，形成了較為清晰的創作主張和逐漸增強的創作合力，以開放姿態實現散文創作藝術的創新，為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生動樣本。一定程度上，這得益于一直以來，省作協利用政策引導和項目扶持，推動作家們深入現實生活、介入時代現場，同時通過評優頒獎、專刊專欄等方式，培養創作隊伍、鼓舞創作士氣。以本年度為例，省作協推出了湖北省優秀文學作品獎勵計劃，《長江叢刊》組織了“湖北河湖長專號”，省作協散文專委會牽頭主辦了“三寧杯·散文湖北”優秀作品頒獎等。在各種有組織的文學活動中，涌現了一批優秀的作品，也證明了一直以來，作協所進行的系統性文學生態建設在激發創新活力方面的有效性。
2024年，站在數字文明與人文精神交織的文學發展節點，湖北散文創作始終保持著對人類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勘探熱情，并以清醒的創作自覺，帶著獨屬荊楚大地的文化痕跡，積極應對人工智能重構文學創作范式的挑戰，以期獲得更大的發展動力和創作可能性。散文寫作只有和個體生命深度嚙合，才能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