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時代命題，緊扣時代脈搏
——2024年湖北報告文學綜述
來源： 湖北報告文學創作年度綜述課題組 發布時間： 2025-09-16 作者： 李海音
自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湖北報告文學在新時代文藝思想的指引下，自覺踐行“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的創作使命，扎根現實生活，把握時代脈搏，記錄了十年來荊楚大地發生的重大事件和社會變遷，展現了湖北人民在新時代的生活軌跡和精神面貌，構建起觀察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湖北實踐的文學棱鏡。從創作實踐來看，本年度湖北報告文學呈現出更為鮮明的時代性特征：在題材選擇上，緊扣國家戰略與湖北實踐的交匯點，將鄉村振興、生態保護、重大工程建設等時代命題轉化為文學敘事；在人物塑造上，既通過典型人物的深度刻畫提煉時代精神內核，又借助群體肖像的廣角呈現展現社會風尚；在敘事維度上，通過個體敘事與宏大歷史的對話，完成了對時代精神的文學錨定。這些作品共同構成了2024年度湖北文學界最富現實關懷和時代質感的創作景觀，以文學的方式記錄著新時代湖北發展的鏗鏘足音。
一、山鄉巨變的書寫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實施，中國農村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系統性變革和結構性重塑。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對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及時跟蹤和反映，自然成為2024年度報告文學創作的重要內容。鄉村振興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實施既需要政府層面的頂層設計和政策引領，也離不開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更需要社會資本的市場活力和現代科技的創新賦能，而最根本在于激發農民群眾的主體意識和內生動力。雖然湖北報告文學目前尚缺乏全景式展現這一歷史進程的鴻篇巨制，也亟待更多具有典型意義的實踐樣本和更深厚的創作積淀，但2024年涌現的諸多短篇作品卻通過一個個具體而微的村落樣本，從不同側面共同勾勒出鄉村振興的立體圖景。
朱寒霜的《峒山傳奇》通過鄂州市長港鎮峒山村在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后的巨大變化，展現了鄉村振興戰略在基層的落地生根。作品通過峒山村在產業發展、紅色旅游、鄉村治理等方面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凸顯了黨的頂層設計在鄉村振興中的引領作用。作品特別注重政策效應與群眾獲得感之間的轉化邏輯，描寫了“土地流轉+產業分紅”模式如何讓村民共享發展成果。王建的《風過梨花山》則采用歷時性敘事，以保康縣堯治河村從封閉貧困到綠色發展的轉型歷程，展現了新時代農村在經濟、生態、文化等領域的協調發展。范長敏的《石寶山脫貧記》則記錄了鄂西地區石寶山村通過“糧食革命”“產業突圍”“人力激活”“政策賦能”實現脫貧致富的完整路徑。這兩部作品都將鄉村振興的敘事置于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揭示了鄉村振興與改革開放的深刻聯系及其內在邏輯：通過農村改革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以共同富裕重塑發展倫理，最終實現制度創新、市場驅動和民生福祉的動態平衡。
鄉村振興的主體是農民，農民對土地和鄉村有著天然的認同感，是鄉村建設的主力軍，如何激活普通農民的內生動力才是問題的關鍵。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發展模式下資本、知識、勞動力等要素向城市聚集，導致鄉村逐漸空心化。只有當鄉村振興自上而下地成為一種集體行動時，才可能促進這些要素的反向流動，從而激發農民的主體力量。相一東的《葛天才的鄉村振興夢》和鄭能新的《此心安處》都講述了一個關于能人返鄉創業、帶動家鄉脫貧致富的故事。前者以企業家葛天才回村擔任第一書記，將黃陂區杜堂村由一個偏遠貧困的“空心村”打造為文旅勝地“木蘭不夜城”的案例，印證了“產業撬動、利益共享、文化鑄魂”的鄉村振興思路；后者通過聞彬軍回鄉投資建設神峰山莊，發展生態農業和康養產業的事跡，展現了現代農業發展的創新模式。以個人的創業史書寫現實農村的變革，在艾前進的《勤苦創業桑梓情——湖北省監利縣艾傳祥父子創業記》也得到了集中的表達。艾傳祥父子的創業故事詮釋了“新農人”既堅守土地情懷又擁抱市場經濟的時代特質。李德祿、趙雨的《熊熊一團火——崇陽縣西莊村熊存志率領鄉賢振興鄉村紀實》則記錄了西莊村在黨支部書記熊存志帶領下，通過動員鄉賢返鄉創業，進而創新基層治理模式、推動文旅融合發展，實現鄉村蝶變的成功經驗。這些作品都敏銳地捕捉到了“新農人”群體的崛起在鄉村振興中的關鍵作用。
鄉村振興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振興，不應該只是物質層面的脫貧致富，更是鄉村文化的振興，是鄉村文化生態的整體性重建。周耘芳的《會唱歌的玄壇村》以大悟縣玄壇村19年來堅持舉辦“農民藝術節”推動鄉村文化發展的實踐，表明鄉村自我更新的活力根植于鄉村自身的文化土壤之中。玄壇村文化活動的開展，不僅豐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還通過提升鄉村的文化自信，對于凝聚鄉村價值、激發農民創造力、推動經濟發展和改善生態環境產生了積極作用。冰客的《熊口農場蝶變》則以潛江市熊口農場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型的歷程，展現了“艱苦奮斗，勇于開拓”的農墾精神在新時代的傳承與發展所激發的現實變革活力。
田曉隱的《簽約作家駐村日記》以日記的形式，展現了駐村工作隊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具體實踐，不僅反映了駐村工作隊在基層工作的艱辛與挑戰，也體現了基層干部的責任感、使命感和為人民服務意識。陳緒保的《半島上的格桑花》則反映了社會力量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作品以志愿服務隊“余巧工作室”的成長為線索，展現了新時代青年黨員扎根鄉土、服務群眾的生動實踐。作品中，格桑花意象既象征余巧們扎根鄉土的堅韌，也隱喻基層治理的生機。
這些作品共同構成了鄉村振興敘事的立體圖譜，既記錄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生動實踐，也深刻揭示了鄉村振興作為系統工程所蘊含的發展邏輯。在敘事手法上，作家們普遍采用微觀個案與宏觀視野相結合的方式，既保持報告文學的紀實本色，又注重文學性的審美提升，形成了兼具思想深度和藝術感染力的創作風格。
二、社會檔案的記錄
報告文學以其鮮明的時代性特質，在記錄社會事件與歷史變遷方面具有獨特的文本價值。湖北報告文學的創作傳統中，重大工程題材始終占據重要位置，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敘事譜系。從三峽工程的移民敘事到南水北調工程的世紀記錄，這些作品不僅構建了重大工程的社會記憶，更通過個體命運與時代洪流的辯證關系，深刻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變遷。2024年的湖北報告文學延續了這一創作傳統，在記錄荊楚大地新時代發展軌跡的同時，也為報告文學這一文體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
戴勁松的長篇報告文學《空中出海：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花湖實踐》全景式地記錄了我國首座專業貨運機場——鄂州花湖機場從規劃選址到征遷建設、投入運營再到產業布局的全過程，也細致地描寫了鄂州這座內陸小城是如何進行臨空產業布局、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作者數年來跟蹤采訪花湖機場的建設情況，也見證了它在建成后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從國內貨運中轉機場向航空物流國際口岸的升格，及其引發的產業集聚和區域協作效應，深刻地意識到這一航空貨運樞紐對于湖北乃至全國的重要戰略意義。在他眼里，花湖機場的興建不僅僅是一項重大的交通工程，也是一座內陸小城主動求變，因地制宜謀求自我發展與轉型的標桿，更是新時代我國大力布局新質生產力的一個具體縮影。戴勁松以一位政經領域資深媒體人的眼光，從整個物流行業發展趨勢的角度，揭示了順豐集團建設樞紐機場、完善航空運輸網絡的緊迫性；也站在中部崛起的國家戰略的視野，分析了鄂州借助花湖機場從“鋼城”向“港城”轉型升級進而帶動區域協同發展的重要性；更是從全球經貿秩序變動的形勢出發，論證了我國布局這一“空中出海口”，搶占航空貨運樞紐主導權，打造內陸對外開放新高地的必要性。這就賦予了作品以深刻的理性思辨色彩。此外，作品也通過群像塑造和特寫相結合的方式，生動展現了新時代奮斗者的精神風貌，實現了宏大敘事與微觀描寫的有機統一。
在水利工程敘事方面，劉益善的《引水滋潤北方的人》和冰客的《山城漫卷春色——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通水十周年走筆》構成了互補性的文本系統。前者采用線性敘事結構，沿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渠道展開空間書寫，通過移民搬遷、工程建設等歷史細節，呈現了工程的社會成本及其所凝聚的民族精神；后者則聚焦十堰地區的生態效應，以寫橫截面的方式揭示了工程帶來的區域社會經濟變遷。刈谷的《為清泉奔涌鄂北大地》則通過微觀敘事視角，以守閘人和工程管理者的個體經驗，折射出引丹灌區改造工程的歷史意義。
王默然的《山河遼闊》是一部具有歷史縱深感的長篇報告文學。作品以殷良秀醫生的職業軌跡為敘事主線，通過個體生命史與制度變遷史的互文性書寫，構建了一部中國醫療衛生體系現代化的微觀民族志。作品中“藥箱”意象作為一個流動的醫療空間，不僅是一個具象的職業容器，更是一個承載時代記憶的文化符號。當殷良秀背著斑駁的藥箱跋涉于田埂河灘時，這個看似簡陋的木質容器既是傳統鄉土社會醫療資源的物質載體，又是國家基層醫療網絡的空間節點。藥箱中醫療器械的迭代——從傳統體溫計到智能手環的更替，不僅折射出醫療技術的革新歷程，更隱喻著中國醫療衛生體系從“赤腳醫生”的鄉土經驗到“智慧醫療”的現代性轉型。作者這種將個體經驗與制度變遷相結合的敘事策略，使作品超越了單純的行業發展史，成為解讀中國社會現代性轉型的重要文本。
田文莉的《從頭再來》以深沉的筆觸記錄了鶴峰縣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艱難歷程，展現了改革開放浪潮下縣域經濟轉型的典型樣本。作品揭示了這座鄂西貧困縣如何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實現華麗轉身——從計劃經濟時代的步履維艱，到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后的生機盎然。在敘述國企改制陣痛的同時，作者敏銳捕捉到制度創新釋放的市場活力：產權明晰帶來的效率提升、民營資本注入催生的產業升級、市場化導向培育的競爭意識，這些變革最終推動鶴峰縣躍升為全州財政狀況最優、農民收入最高的縣域經濟體。該作品不僅是一部縣域國企改革史，更通過鶴峰經驗折射出中國縣域經濟在市場化改革中的普遍困境與突破路徑，為理解改革開放的基層實踐提供了珍貴的文學注腳。
三、生態哲學的思索
在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的背景下，中國生態文學創作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近年來，湖北報告文學作家敏銳把握這一時代脈搏，創作出《長江這10年》《荊江巨變》等具有影響力的生態題材作品。2024年湖北生態報告文學創作在數量上雖不占優勢，但在主題深度和思想內涵上實現了重要突破：其一，以生態整體觀為哲學基礎，將具體生態實踐置于“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宏大敘事框架中考察；其二，突破傳統生態書寫的紀實性局限，深入探討生態治理背后的制度創新與人文價值。這些作品既是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文學詮釋，也是中國參與全球生態治理的智慧表達，彰顯了中國作家在生態文明話語體系建設中的文化自覺與藝術創新。
作為武漢市文聯重點打造的文藝創作品牌，《雕塑大武漢》將2024年的創作主題確定為“長江大保護”，呼吁湖北作家以文學的方式深入呈現武漢市進行長江大保護的相關事跡，反映新時代十年以來武漢市在長江大保護過程中實施的一系列重要舉措和取得的重大成就。林東林承擔了這一主題的創作，他先是在《江城人護江記》中以新聞速寫的方式，通過江灘建設者、水質檢測員、護漁人、環保志愿者的個人故事呈現生態治理的微觀實踐，后又通過深度的走訪調查，在此基礎上構思完成了長篇非虛構《唯見長江：一座城和一條江的紀事》（以下簡稱《唯見長江》）的創作。這部作品以長江武漢段為地理坐標，通過退捕漁民的護漁行動、非法采砂的治理、水質檢測、污水處理、水生物研究、江灘的改造與凈化、環保知識的宣傳和長江文化的傳播等不同側面的具體行動，構建起一張由政策執行者、水務工作者、科研人員、普通志愿者等共同構成的立體生態保護網。這就進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題內涵，一方面呈現了長江生態保護的復雜性，另一方面通過江與城、城與人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塑造，揭示了人與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書中不僅通過文字呈現長江故事，還融入了日本導演佐田雅志拍攝的紀錄片《長江》的鏡頭畫面。雖然是命題式的作文，這種跨媒介的敘事卻表明了林東林個人化的寫作立場，像佐田雅志一樣，他也試圖從史詩視野和宏大敘事中抽離出來，用樸實自然的語言記錄武漢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生態智慧，將生態治理的復雜性轉化成了可感知的個體生命倫理實踐。于是，在林東林筆下，長江的保護絕不僅僅是一個時代的宏觀戰略部署，也標志著社會現代化進程到達一定階段后人們“生命共同體”意識的全面覺醒。
羊角巖的《為了江豚的微笑》同樣聚焦長江大保護的主題。這雖然是一部兒童文學作品，卻也是一部嚴肅的生態報告文學作品，兼具文學性與科普性。作者以長江江豚的保護為切入點，一方面以翔實的數據揭示了長江江豚的生存現狀，引發人們對長江生態危機的關注，另一方面又呈現了“十年禁漁”政策實施后社會各界為保護這一瀕危物種所付出的努力，傳遞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發展理念。
魏家鋒、艾前進的《美麗蝶變:用心用情守護神農架——湖北省神農架林區建設現代林業聞思錄》則以神農架林區數十年生態保護與綠色發展之路的探索與實踐，揭示了保護與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哪怕是在神農架這樣的生態脆弱區，也能夠通過制度、科技和產業的創新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走上高質量發展的道路。神農架從“木材經濟”向“生態經濟”轉型的邏輯正是在于，以制度創新筑牢保護根基（如首創“林長制”，創新“林長+多長”的跨部門協作模式，通過“生態銀行”“兩山銀行”模式實施生態補償機制），以科技賦能提升治理效能（如構建“空天地人”立體監測網絡，利用無人機、AI監測防控森林火災），以產業融合釋放生態價值（如打造康養基地，建立“企業+林農”合作模式，發展林下經濟），最終實現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神農架因地制宜的現代化路徑，不僅是湖北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個縮影，也為全球生態脆弱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復制的中國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生態文明主題在湖北報告文學中呈現出跨題材的敘事特征。神農架的綠色發展之路的探索與實踐本身構成了鄉村振興的一個側面。這與新時代的發展思路有著密切關系：生態的保護不應成為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的障礙，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必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構建“生態安全-綠色經濟-民生福祉”的價值轉化鏈，通過制度性供給激活內生發展動力，這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以前述《空中出海》為例，作品在記錄鄂州花湖機場建設的同時，深入探討了人地關系的協調問題。通過詳實的案例證明，在嚴格的生態保護前提下，通過科學規劃和技術創新，可以實現重大基礎設施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有機統一。這種敘事方式將單一的工程記錄提升到可持續發展哲學的高度，體現了報告文學作家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刻思考。
四、時代精神的塑像
在當代報告文學創作譜系中，人物傳記以其獨特的敘事視角和深刻的人文關懷，成為記錄時代精神的重要載體。這類作品通過個體生命的微觀敘事，既折射出宏觀歷史進程的光譜，又構建了連接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的敘事橋梁。2024年第六屆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優秀作品評選結果揭曉，徐魯的《共和國使命：功勛科學家朱光亞傳》、章開沅的《張謇傳》與郭海燕的《歸來仍是純真少年》三部湖北作品同時入選，集中展現了新時代人物傳記創作的三種典型范式：以“科技報國”彰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時代強音；以“實業興邦”呼應高質量發展要求；以“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詮釋新時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擔當。這些作品共同體現了人物傳記創作的核心要義：在個體獨特性與時代普遍性的辯證統一中，完成對民族精神譜系的文學建構。
徐魯作為兒童文學作家，其傳記創作形成了獨特的“以文育人”風格。在《彭士祿：祖國的兒子》與《任正非：燒不死的鳥是鳳凰》兩部作品中，作者通過精心設計的敘事策略，將愛國主義教育融入生動的人物塑造中。前者以“中國核潛艇之父”彭士祿的獄中學習等細節，具象化呈現了“祖國的兒子”這一主題；后者則通過華為發展史上的關鍵場景，如“深夜實驗室”“國際談判”等商戰故事，塑造了兼具商業智慧與家國情懷的企業家形象。這兩部作品在拓展兒童文學傳記題材邊界的同時，實現了思想性、藝術性與可讀性的有機統一，為青少年精神成長提供了優質的文學讀本。
徐魯還通過《天空的高度》重構了馬旭的形象，通過富有張力的敘事策略展現了革命軍人在新時代的精神傳承。從抗美援朝戰場上“用繃帶捆住凍僵雙腿堅持手術”的戰地醫師，到耄耋之年將畢生積蓄捐贈鄉里的“新時代活雷鋒”，其人生軌跡暗合共和國精神史的演進節奏。作品中“褪色的軍功章壓著捐款憑證”的特寫式描述，成為集體記憶物質化的典型注腳。馬旭省吃儉用卻捐出畢生積蓄的矛盾性，既凸顯其精神境界的高度，又暗含對物質主義的深刻反思。這種敘事張力使英雄敘事擺脫了簡單的符號化傾向，呈現出人性的豐富維度。
萬雁的《走進一扇門》以口述史的形式呈現了一位92歲高齡的革命老兵曲折的人生道路。主人公高占春幼時貧弱，在解放戰爭中多次負傷，歷經九死一生，新中國成立后參加廣西剿匪，又作為汽車兵支援成昆鐵路的修建，在險惡山路中運送物資，屢次與死神擦肩。然而，在檔案中，這樣一位在部隊中立過兩次大功、四次小功的傷殘軍人，離休時還是一名行政18級的“司機”。但病榻上的高占春卻豁達釋然，心中唯有對戰友、國家的思念和感恩之情，展現了一位平民英雄樸實無華的本色。
王默然的《山河遼闊》講述了一代名醫殷良秀平凡而偉大的一生。這位最初背著簡陋藥箱、踏遍鄉間泥濘小路的赤腳醫生，因目睹農村醫療條件的落后而萌生濟世之志，以一顆赤誠的慈悲之心治病救人。在半個多世紀的行醫生涯中，她通過不懈鉆研醫術，最終成長為一名“林巧稚式”的婦產科專家。書中特別展現了殷良秀與家人之間深厚的情感紐帶——丈夫始終理解并支持她深夜出診的選擇，兒女們從小耳濡目染母親的醫者仁心，這種家庭溫暖成為她行醫路上最堅實的后盾。殷良秀立志做一名“上醫”，堅持“小處方治大病”的原則，這一理念的形成既源于她對貧困患者的深切體察，也得益于家庭生活中培養的樸素價值觀。在接生上萬名嬰兒無一例醫療事故的輝煌成就背后，是無數個家人默默守候的夜晚，是全家團聚時為急診讓路的犧牲奉獻。退休后，當殷良秀選擇做一名“候鳥醫生”，不辭勞苦地回村義診時，她的子女們不僅繼承了母親的醫者仁心，更以實際行動支持著這份跨越城鄉的醫療事業。這種醫者與家人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支持，構成了殷良秀傳奇人生中最溫暖的情感底色，也彰顯了中國醫療工作者家庭特有的奉獻精神。
在記錄普通勞動者方面，《一路情深》記錄了全國2022年感動交通十大人物鄧蘭舟的事跡，展現了他在農村客運事業中的堅守與奉獻，體現了基層勞動者在平凡崗位上的不平凡貢獻。安時《日月星辰 所見皆美》、王磨《萬里山河，所遇皆溫暖》、劉拾宜《帆過千萬山 星落人世間》等作品，通過多維度、立體化的敘事視角，描寫了“最美紅十字人”的事跡，生動詮釋了“人道、博愛、奉獻”的紅十字精神。這些作品以細膩的筆觸刻畫了三類典型形象：扎根基層、默默奉獻的服務者（如開展救護培訓的顏家娥、創新社區治理的王靜），臨危受命、專業救援的逆行者（如跨省救災的張旭），以及以生命延續生命的大愛傳遞者（如捐獻器官的隆星宇）。創作者們摒棄了宏大敘事的慣常套路，轉而采用微觀視角，通過“30分鐘持續心肺復蘇”“社區美食街改造”“沖鋒舟搶險”“器官捐獻協議書”等富有張力的細節場景，將抽象的人道主義精神轉化為可感可知的生命體驗。這些作品也都觸及了一個共同的主題：在物質主義盛行的當下，如何重建精神價值的坐標。通過展現普通人在平凡崗位上的非凡堅守，這些作品不僅記錄了紅十字事業的發展歷程，更在精神層面完成了對時代價值的重構。
五、結語
“十四五”規劃實施以來，湖北報告文學創作在國家戰略與地方實踐的雙重驅動下，呈現出更加鮮明的時代性和地域性特征。湖北作家群體自覺承擔記錄時代、書寫人民的文學責任，形成了以重大主題創作為主導、地域文化挖掘為特色的創作格局。在主題創作方面，涌現出《戰貧志》《百里洲紀事》等全景式展現脫貧攻堅歷程的力作，《長江這10年》《唯見長江》等系統記錄長江生態保護的紀實文本，以及《清江出山》《空中出海》等反映重大工程建設的時代報告，這些作品以扎實的田野調查和詳實的數據支撐，構建起湖北改革發展的文學檔案。在地域文化書寫方面，《武漢傳》以城市傳記的文體創新展現武漢的現代化進程，《京劇譚門》通過非遺傳承人的生命史折射傳統文化在當代的生存境遇，《平民英雄：張富清傳》則以革命英雄的深度刻畫彰顯時代精神，這些創作實踐共同豐富了報告文學的地域表達。
2024年湖北報告文學創作在延續傳統的同時，也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一方面，《唯見長江》《空中出海》《山河遼闊》等長篇力作在主題深度上和敘事藝術上取得重要的突破，展現了作家們對重大題材的駕馭能力。另一方面，仍存在明顯的問題與不足。概而言之，在題材結構上，過度集中于鄉村振興等政策響應型主題，對科技創新、產業轉型、民生問題等領域題材付之闕如，甚至在地域文化書寫方面，除了郭海燕講述非遺文化傳承的《怒放的漢繡之花》《最美和平之花》外，缺乏相應的成果；在思想深度上，仍以現象描述和成就展示為主，回避矛盾，缺乏對發展過程中結構性矛盾的深入剖析，特別是對鄉村振興中的文化沖突、生態保護中的利益博弈等復雜問題探討不夠；在藝術表現上，不少作品滿足于現象描述，人物扁平化，或流于政策圖解，或止于新聞速記，或偏向空泛抒情，削弱了報告文學的敘事力量。
面向未來，湖北報告文學應著重在三個維度上尋求突破：在題材廣度上，要從“主題創作主力軍”向“時代全景記錄者”轉型，既聚焦國家重大戰略和社會經濟發展主題，又要深耕歷史文脈，挖掘民族集體記憶，關注民生百態，捕捉市井煙火中的時代脈動。在思想開掘上，實現從“成就書寫”到“問題思考”的質變，以辯證思維觀照發展進程中的矛盾與挑戰，在時代洪流中保持思想的獨立與清醒。在藝術創新上，要突破傳統報告文學的敘事窠臼，有機融合非虛構寫作的在場感、口述歷史的多維視角以及小說等敘事文體的特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彰顯“文學鄂軍”的創作實力，為中國報告文學的繁榮發展提供具有湖北特色的實踐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