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并進 穩中求新
——2024年湖北文學理論評論綜述
來源： 湖北文學理論評論年度綜述課題組 發布時間： 2025-09-19 作者： 周新民 張琰
新時代湖北文學理論批評在多方位得到拓展，文學批評方法的多元建構與重要作家作品的深度研究特色分明，整體呈現出深入踐行習近平文化思想的良好態勢。2024年湖北文學理論迎來繁榮發展的局面：首先，文學批評現場建設為新時代文學批評提供了嶄新活躍的文學樣態。長江·黃河文學對話會、長江文學周、“《長江文藝》雙年獎”、“長江華語文學榜”評審等文學活動的舉辦引起學界廣泛關注；“東湖青年文學沙龍”的常態化運作，體現了湖北文學批評在批評家隊伍建設上持續發力的用意。其次，湖北文學批評陣地建設呈現出活躍的態勢。《長江文藝》的“新現場”，《長江叢刊》的“本土觀察”，《芳草》的“新鄂軍”、“訪談錄”，《新文學評論》的“武漢文學微觀察”等學術期刊的專欄，與《湖北日報·東湖》、《長江日報·江花/讀+》等報刊的文藝批評欄目云集，聚焦文學現場動態，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理論問題。最后，2024年湖北文學理論批評建設，既對文學經典研究范式進行持續性的關注，同時在“在地性”與全球性的雙重視野加持下，對新時代多元文化命題也予以充分的回應，展開了多向探賾。大體而言，2024年湖北文學理論批評建設主要呈現如下特色：一是在新時代文學研究上展開多向的深度鉆探；二是在文學批評“歷時化”探索上特色鮮明；三是在文學批評方法上多維突破；四是對湖北本土文學創作實踐持續性聚焦。
一、新時代文學：多維理論的深度建構
習近平總書記于《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后續多次關于文藝的論述中，對新時代文學語境下的“人民性”問題、“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及“學習借鑒世界優秀文化成果”等，都展開過高屋建瓴的闡釋，為當下文藝理論體系的建構與完善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實踐方向。湖北作協舉辦的第20期“東湖青年文學沙龍”以“守正·創新·再出發——《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以來湖北文學創作回顧”為主題，立足全國視野，回溯湖北新時代文學發展歷程，展望未來發展方向。《長江文藝》在國內文學期刊中率先打造“新時代文學：如何講述中國故事”品牌理論專欄，每期刊發一篇萬字左右的重頭評論文章，廣泛邀請名家新銳聚焦“新時代文學”，從現實主義精神、城市文學、英雄敘事、網絡文學、鄉土經驗、海洋文學、民族共同體意識等多個維度對此課題進行深入論證、剖析，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拓展這一理論話題的思想空間。
結合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精神，2024年湖北文學理論批評從如下幾方面為新時代文學研究提供嶄新的論域。
首先，持續聚焦新時代文學人民性理論的探討。李遇春近年來對新時代文學理論與人民性問題一直展開持續性的思考，他在《人民性表達與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中認為“新人民文學”潮流正在興起，這主要表現于社會主義新語境中工農兵等人民性敘事的重塑和轉化。他還在《新時代文學主潮的構筑及其發展趨勢》一文中指出，新時代人民文學的主潮呈現出“大人民觀”“大歷史觀”“大時代觀”的建構傾向。在沖破傳統勞動美學形式的基礎上，新的人民文學更注重展現時代、歷史與中國價值的主體性，并重視發揚民間文化優長和民族文化自信。
其次，著重勘探與發掘新時代文學資源。周新民在《文學資源的轉向與近十年小說發展新態勢》中認為，中國近十年小說創作的資源轉向趨勢明顯。具體表現為：第一是文學創作回歸關注現實社會、觀照現實生活的文學傳統；第二是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以“同社會發展關系骨肉相貼”的方式進行了當代性的轉化和接續；第三是小說創作通過融匯通俗文化文學資源回應人民群眾雅俗共賞的審美需求，如演義、公案小說等敘事元素在《千里江山圖》《回響》等作品中的應用與呈現；第四是先鋒文學從古典文學資源中吸取精華，獲取了在新時代發展中的新生力量。葉立文的《不瘋魔，不成佛——論<猛虎下山>的志怪敘事與癲狂美學》則是從中國志怪書寫傳統中為《猛虎下山》尋找筆法的繼承性和文化落腳地。此外，葉立文還從《猛虎下山》的情節發現其師法戲曲、傳奇、話本等志怪傳統。
其三，湖北文學理論批評對新時代文學的歷史與淵源進行了重審與再探究。李遇春在《文學史書寫與中國紅色詩歌的經典化問題》《選本編纂與中國紅色詩歌的經典化問題》中分別從詩歌的話語塑形模式與選本學角度對中國紅色詩歌的經典化問題進行探討。上述問題的討論為新時代文學注入了紅色話語基因。
為新時代文學接續當代文學傳統也是湖北文學理論批評的重大使命。周新民的《<山鄉巨變>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從<村長唐三草><花繁葉茂，傾聽花開的聲音>到電視劇<花繁葉茂>》探討的是歐陽黔森作品對周立波《山鄉巨變》文學傳統的繼承與革新。周文指出，歐陽黔森的兩部電視劇在人物形象塑造、自然景觀與歷史隱喻意義的締合、輕喜劇元素與中間人物形象的融合塑造等多方面，展現了以《山鄉巨變》為代表的文學傳統對新時代文學小說的滋養與影響。王仁寶在《新時代鄉土小說創作與農業合作化小說傳統的轉化》中論及鄉村振興與鄉土小說等命題。他認為農業合作化小說在創業主題、新人物塑造、民族風格追求三方面為新時代鄉土小說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傳統。
其四，2024年湖北文學批評充分開啟文明互鑒的視野，為構建新時代文學批評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胡亞敏在《懷念詹姆遜》指出，詹姆遜面對全球化浪潮的擴散，支持文化差異性和民族優秀文化的發揚與繼承，這種期許既契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路徑，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理論衍生闡發與實踐探索也有著借鑒與啟發意義。莊桂成、李田的《馬克思主義文論關鍵詞“對象化”的中國化分析》研析了“對象化”中國化的路徑與歷史階段，揭示了中國對“對象化”的接受機制由“對象化”的實踐運用向深鉆其理論內涵的轉變，呈現出單一向多維深化的軌跡，其理論影響力與受關注度在不斷加強。
汪樹東、姚夢婕合作的《論美國反文化運動中的“黑塞崇拜”》和《巴塞爾精神、母權論與道家陰陽觀——榮格女性原型理論來源探析》兩篇文章是對中西文化之間“見異”和“求同”分析的典型之作。前者從“黑塞崇拜”的文化浪潮中發掘出了東方哲學尤其是中國道家文化力量在其中所發揮的影響力，后者則同樣將榮格的女性原型理論來源同道家陰陽哲學觀點和崇陰思想建立起關聯。上述兩文將中國傳統文論中的哲學精神置放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既凸顯出中華民族特色，亦展現出中華優秀文化因子強大的生命活性與延展力。
湖北文學眾多理論刊物中也設立了外國文藝評論的譯介專欄，如《三峽文學》中的“譯窗”欄目，云集了對特德·休斯、尤爾根·羅德曼、海倫·文德勒、埃烏杰尼奧·蒙塔萊等歐美文學作家著作的譯文和詳解。此外，葉李、謝越翻譯了英國學者弗朗西斯·威特曼的《全球化時代作家自我形象的建構——以 20 世紀中國小說譯本的作者序言為例》，文章揭示了序言在構建作者自我形象及促進作者與讀者和諧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并聚焦魯迅、巴金與余華，闡述他們如何在不同時期，以各異姿態參與全球文學讀者社群及市場觀念的塑造，在跨文化交流中找準各自的定位，實現了文化互動與自我認同的雙重建構。
二、文學批評的歷史化：理論反思與歷史觀照
2024年湖北文學理論批評在文學批評的“歷史化”探討上不懈勤勘，這種傾向著重展現于對文學理論歷史化建構進程的關注，同時，在文學批評的“歷史化”理論反思和文學史現場的建構上，特色鮮明。
首先，湖北文學理論批評呈現出頗具理論自覺的學術取向，諸多學者不約而同地從當代意識、審美意識的高度反思文學批評的“歷史化”。喻向午的《文學的當代意識與歷史意識》反思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與當代意識、歷史意識之間的復雜關系。喻向午認為，文學批評的歷史化不能忽視創作主體的功能，創作主體所秉持的歷史意識與當代意識，是文學批評的“歷史化”不可或缺的。只有以當代意識和歷史意識相結合的方式鑒照文學，才能對歷史本質進行敏銳洞悉，對時代精神進行自覺把握。喻向午的觀點與葉立文、陳國和的觀點不謀而合。葉立文在《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問題》一文中指出，當代文學批評歷史化轉向過程中需注意的問題集結在批評實踐面臨文本與情感缺位的“偽歷史主義”陷阱上。而解決這一難題的方法或可考慮以“情感力量推動心史互證”，對過分重考據的實證性批評和主觀意識過剩的強制、過度闡釋進行限制。陳國和在《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與當代性》中認為，批評主體需增強歷史意識，將文學批評與歷史語境緊密結合是提升文學批評當代性的重要途徑。而在文學批評的“歷史化”實踐過程中，應注意避免概念先行、文學屬性虛化、史料堆砌等問題。
其次，湖北文學批評還對文學批評的“歷史化”的豐富路徑展開探討。
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近些年呈現出強大的勢能，如何豐富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路徑與方法，是湖北文學理論批評著力思考的問題。打開“文學派”與“文獻派”之間的通道，是豐富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路徑之一。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被看作是文學研究的“文獻派”，與傳統的“文學派”之間有著天然的鴻溝。如何化解二者之間的對立，建立起“文史互滲”的批評模式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劉保昌的《魏晉文獻整理與文學互動研究的創新之作》一文對此做了新的嘗試。該文以魏晉文人對文獻的整理為切口來探究其與文學創作的互動關系，嘗試打通“文學派”與“文獻派”之間的壁壘。這對文史研究有著“跨界互滲”式的啟示意義。文學批評的“歷史化”如何借助新興技術，推動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融貫新技術，是當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對于相關問題，李遇春在《中國現當代舊體文學史料學：問題與對策》中認為，借助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學術力量，將中國古代文學、近代文學、古典文獻學和數字人文、信息管理等研究方法和技術納入其中，可以為舊體文學史料學的鉆探拓寬疆域。回到文學史現場也是文學批評“歷史化”的又一重要方法。周新民、周明潔的《<天籟>一則稀見小說理論資料考述》發掘出1925年《天籟》雜志刊載的佚文《作小說的研究》，并對其中駁雜的文學觀進行了分析。這一研究揭示出五四文學場域中國傳統文論和西方文藝思潮在中國早期小說理論建構中的交織與互補的歷史圖景。余存哲在《<火花>雜志（1956—1966）與“十七年”時期短篇小說理論的建構及傳播》則回到“十七年”文學史場景中，發掘出《火花》雜志在倡導短篇小說“新、短、通”特點上的舉措。該文雖然是探討某一特定雜志在短篇小說文體特質建構上的實踐，但是，也呈現了特定歷史場域之中短篇小說的歷史特征。
三、文學批評方法：多向度延續與革新
從文學批評實踐來看，2024年從兩方面延續與革新湖北文學批評的特色：一是延續既往對多向度的跨學科理論的觸摸與方法借鑒，并在相對穩定的理論視域中，尋找未來創新的可能性；二是承接并延續文學史經典細讀的學術傳統。
首先，在數字人文的探討上，湖北文學理論批評表現出持續的關注。湖北眾多學術期刊、報刊均刊載相關理論話題的探討，如：《長江日報·江花》刊錄了梅蘭的《當下文學批評的“人工”與“智能”》，《長江文藝評論》中“聚光燈”和“聚藝廳”，《三峽文學》“圓桌”欄目，《長江文藝》的“新現場”等專欄，均收錄了關于文學與科學、數字化與文學、AI與文藝批評等話題的討論。
黎楊全對文學與2.5次元關系的思考，代表了湖北文學批評在文學與數字關系探討上的成績。黎楊全對文學與數字之間的關系關注多年，對數字技術“催生”時代下文藝發展的新境遇有著深入的思考。在《文藝進入2.5次元》一文中，他指出，由于亞文化蓬勃發展，二次元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絕對壁壘被打破，兩者相互滲透狀況的出現，預示2.5次元時代到來。2.5次元時代“虛實不分”的夾套效果對當代文藝的生產消費模式均產生巨大影響，文藝作品的生成與接受均不再“自足”與“獨立”，文本內外的聯動互動突破虛構與現實間的封閉層。黎楊全在《游戲現實主義與2.5次元的文學》和《現實的虛擬化與現實主義的轉向》中進一步闡釋了相關論點。他認為，虛擬現實技術將人類帶入了現實虛擬化體驗之中，這種趨勢提醒我們應當重新審視現實主義的理論范式。黎楊全對于文學與2.5次元關系的探討，表明他已經從技術層面躍升到本體層面來探討文學與技術的關系。
其次，湖北文學理論批評繼續深耕生態文學。汪樹東一直在生態文學領域用力，他的《蒙古族生態智慧的當代演繹——論蒙古族作家鮑爾吉·原野的生態散文》聚焦蒙古族作家鮑爾吉·原野的生態寫作實踐，系統闡釋其散文創作對游牧民族生態智慧的當代轉化。汪樹東認為，原野的創作具有雙重文化自覺：既承續薩滿教“萬物有靈”的原始生態觀，又在全球生態危機語境下重構了游牧文明的現代價值。汪樹東與賀瀟雨合作的《植根鄉土、游觀天下與生態書寫——學群散文創作論》一文則聚焦學群生態散文反人類中心主義、拒斥城市化與物質化、與自然共融共生的生態倫理觀。相比較以往的研究，汪樹東的生態文學批評更加融貫中國自身的生態美學思想，在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上也有更多的理論自覺。
再次，文學地理學的批評方法也是湖北批評家熟悉的領地，本年度湖北文學地理學批評方法開始自覺向文史、文化史、美學等領域擴展。劉保昌的《詩與思：兩湖地域文化書寫的審美意義與思想價值》立足地域文學理論研究框架，認為兩湖現代作家作品中的家國情懷書寫摹刻下了“屈原精神的烙印”，楚地巫覡文化、老莊與佛禪等哲學思想的共同影響，成為兩湖地域文化書寫在其他同類寫作中大放異彩的內在根由。該文顯示，劉保昌在兩湖文化的探究上開始進入到文史綜合的新階段。李漢橋、李克靖的《“漢派”小說與武漢當代城市倫理的文學書寫》側重于文化史觀照。該文以漢派小說為研究中心，認為“武漢”在其中既作為實體空間承載敘事進程，又作為文化符碼凝結集體記憶。李漢橋對武漢所經過的“平民-商業-功利-市民”四個階段的城市倫理演變歷程進行梳理，透析中國當代城市發展歷程中的倫理精神轉變和社會道德問題。鄒建軍的《從地理想象到象喻體系——〈莊子〉美學的構建路徑》，從《莊子》展現的地理空間和地理想象中整合提煉道家美學表達的“象喻體系”，指出由“以我觀物”到“以物觀物”的忘我狀態是莊子所向往的理想生命與審美境界。
最后，注重文本細讀是本年度湖北文學理論批評的又一特色。本年度湖北文學批評家在文本細讀方法的運用上有嶄新的特點，十分注重文本細讀與宏大主題之間的有機關聯。作為呈現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社會轉型的文學鏡像，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具有獨特的價值。王仁寶的《“國家文藝”的新實踐和“改革文學”裝置的重塑——以2015年版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為中心的考察》認為，影視化的《平凡的世界》在完成歷史記憶的視覺化再現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然而，其構建的藝術范式仍需要進行系統審視，這種文化生產機制往往與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轉型進程形成復雜的互文關系，這是該文關注的焦點之所在。對于優秀新作，湖北文學批評家也善于從文本細微之處發現“大義”。蔡家園的《在“凝視”中強勁地穿透現實——評李修文的長篇小說〈猛虎下山〉》以敏銳的文本解讀能力、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深刻的洞察力，將生活與文本結合起來，從而“發現”并深入闡釋生活的神奇、時代的秘密以及人性的幽深，
獲第九屆《文學報·新批評》優秀評論獎，并被《長篇小說選刊》轉載。陳國和與周新民對《猛虎下山》則分別從“由外向內打探”與“從內向外打探”兩種研究路徑進行評析。陳國和的《〈猛虎下山〉：中年寫作、常態特征與先鋒意識》筆鋒先觸及作家主體的自我創作經歷與時代境遇的耦合，在“中年寫作”的親身歷練下對現實真相進行開掘，為工人下崗潮敘事賦予先鋒特質。周新民的《<猛虎下山>的兩極情感結構》則探入小說內部的精神結構中，認為《猛虎下山》在情節線索中建構起“恐懼-溫情”的兩種情感結構，由這兩極情感漸而論其所對應的時代與社會秩序變革之時所引發的社群心理漣漪。
四、聚焦湖北文學：全方位與重點突破
聚焦湖北文學，仍然是2024年湖北文學理論批評的一大特色，其呈現出對湖北作家多文體創作的全方位關注，也在長篇小說新作的思想和藝術方面展開集中勘探。
首先，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新作得到及時的研討，學界集中探究湖北長篇小說新作的思想性、藝術性以及文學史的價值、意義。劉醒龍的長篇小說《聽漏》是2024年出版的一部重要長篇小說，受到學界廣泛關注。《長江文藝評論·聚光燈》為《聽漏》單辟評論小輯，其“賡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塑造理想人格與精神”的主題備受關注。此外，李遇春、周新民、李漢橋、王仁寶、樸婕等學者也分別從多個維度對之展開闡釋。李遇春的《“小說考古”與“考古小說”——劉醒龍長篇新作<聽漏>閱讀札記》以“小說的考古”和“考古小說”之辨入手，聚焦該著器物考古的知識性敘事，最終以“器以載道”為敘事焦點，反思人性的深幽。周新民的《跨界與融合——劉醒龍<聽漏>的敘事探索》則從《聽漏》在文體上對懸疑小說、情愛小說和通俗小說的“演義”敘述方式的融合為切入點，探討新時代小說的文體革新與回歸古典文學傳統的趨勢。李漢橋在《劉醒龍<聽漏>小說創作中的敘事倫理》中著重探討《聽漏》的歷史、科技與人際倫理問題。樸婕的《物聲與道心——讀劉醒龍新作<聽漏>》則捕捉到作者將“大歷史與人心相結合”的敘事巧思。王仁寶在《劉醒龍長篇新作<聽漏>的哲思現實主義風格論析》中認為《聽漏》敘事策略里設置的“正反”、“真假”、“有無”等元素，具備相反相成的藝術風格，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對接和轉化。
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出版后，《當代作家評論》《中國文學批評》《長江文藝評論》均開設專欄給予關注。湖北批評家葉立文、周新民、陳國和關于《猛虎下山》的評論前文已有討論，在此不再贅述。李修文在《打虎上山與猛虎下山:我的寫作及其他——李修文北京大學演講錄》中坦承，兒時在故鄉所接觸的戲曲演繹形式和故事、楚地的巫覡風俗等，都是自己寫作靈感的源泉。而《三言二拍》《聊齋志異》等古典文學中展現出的世情民意與創作者的“自我調性”，對其長久以來的創作思考提供了文化根脈。
其次，湖北兒童文學仍然是本年度關注的重點，從更加宏闊的文學史背景來考察是本年度兒童文學探究的特色。舒輝波的《聽見光》的出版，掀起了湖北深度探討兒童文學的潮流。周新民的《情感裝置的敘事詩學——“熱評”長篇非虛構作品<聽見光>》、陳國和的《見自己 見天地 見眾生——關于舒輝波長篇新作<聽見光>》、張貞的《主體建構、去視覺化敘事與對話體寫作——舒輝波<聽見光>的“平等話語”書寫密碼》、鄧鼐的《雙重歷險的文本價值——<聽見光>讀后》、陳智富的《諦聽孤獨與超越的交響曲——讀舒輝波長篇非虛構作品<聽見光>》、周長超的《聽見光——一闋命運“交響樂”》等等，圍繞《聽見光》展開了多重角度的探討。周新民認為該著中每章的開頭以對話作始，交代出人物處于不同成長階段的情感體驗，這種敘事結構上的“情感裝置”有力地觀照兒童本位的情感與思想呈現。陳國和則從《聽見光》中群體生活圖景所展現的主體同自我、他人、自然天地間的關系上展開討論。張貞和鄧鼐分別從《聽見光》中的“去視覺化”、“對話體”的敘事方式與文體融合特質來對之進行解讀與評析。陳智富和周長超均抓握住《聽見光》中的音樂性來展開討論。諸上對舒輝波《聽見光》的評介有助于兒童文學研究范式的更新，也開拓了理論視域的邊界。
再次，對湖北一些實力作家的探討上，向深度和廣度延展，也是本年度湖北文學批評的特色。李莉的《葉梅，行者常至》根據土家族作家葉梅的人生行走路線將其創作實踐歷程分為“恩施”“東湖”“后海”三個時期。她認為葉梅在小說、散文和紀實文學等多種文體的書寫中，將三峽地區和土家族的地域、民族文化符號刻印至作品里。楊彬、艾樂的《論葉梅在新時代的創作轉向》認為葉梅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切入，由書寫土家山寨小故事到書寫中國大故事，以文學的方式助力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上述兩文均深化了葉梅研究。
除了上述兩文代表的向文學史深度和廣度展開觀照的路徑之外，善于從湖北文學中提取思想切片，也是值得關注的現象。劉川鄂的《向人而在的寫作——評向陽<最后追訴>》認為向陽的長篇小說《最后的追訴》從個體抉擇和社會批判的“宏觀與微觀”雙視角中展現出人格在特殊環境中的淬煉。張貞的《歷史、現實、未來與個體生命意義的構建——劉詩偉長篇小說<一生彩排>的當代書寫》揭示了《一生彩排》在個體生命意義的建構上的獨特價值，并由此出發，彰顯《一生彩排》在思想探究上所達到的深度。
最后，積極關注創作勢頭良好的作家之創作，給與他們以思想和藝術上的參照，是本年度湖北文學理論批評的又一特色。湖北作協通過舉辦長江文學周開幕式主題研討活動和“星星點燈·遇見新力量”文學研討會，邀請全國近40位專家學者，聚焦“中國鏡像——當代文學中的長江書寫”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青年寫作者何為”主題開展研討，并在《文藝報》推出兩個專版，推介宋小詞、丁東亞、馬南、穆薩、廢斯人、鄒超穎、林東林、班宇、陳春成、王蘇辛等10位湖北青年作家的文學創作，擴大了湖北青年作家的社會影響力。
《新文學評論》開辟“武漢文學微觀察”專欄，分別專研湖北“70后”和“80后”作家朱朝敏和喻之之的作品。總而觀之，朱朝敏的創作所呈現出的“現代性與傳統性”交融、宏大敘事和心靈敘事同存的特色，被闡釋得最為充分。如郭芮辰的《疾病的隱喻，生存的倫理——論朱朝敏近期文學創作》側重探討朱朝敏作品中的“現代性”特質。余音的《向中國古典傳統靠近的文本實踐——朱朝敏創作管窺》則捕捉到了朱朝敏創作實踐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繼承性。謝瑾瑜的《立于鄉土心靈現場的多向度“說話”——論<百里洲紀事>的心靈敘事》和梁佳儀的《新時代鄉村振興與底層文學敘事探索——以朱朝敏<百里洲紀事〉為例》則分別聚焦《百里洲紀事》心靈的聲音和底層的百態。喻之之“蕓蕓眾生”系列散文展現出“小人物群像書寫”和“大時代精神”間的“大小之辨”。王仁寶在相關專欄的“主持人語”中認為喻之之的創作呈現出一種不斷成長與探索的態勢，發現喻之之從《秋風別》到《乞力馬扎羅的誘惑》《何不順流而下》等作品的過渡展現出書寫重心從抒情向敘事的轉移，昭示著喻之之創作探索完成了由內傾型向外傾型轉換的蛻變。
2024年湖北文學批評在文學組織的前瞻性引導與學界的勤耕共勉下，文學理論建構、批評路徑創新、創作實踐探索等多領域均展現出了新時代浪潮中應有的蓬勃姿態與生命活力。此外，這些可喜的收獲與學術成果也在召喚我們向兩個方向繼續努力行進：一是創作實踐可與文學批評理論進行有機對接，文學批評在履行對文本作品的明鑒、導引與塑形使命之同時，亦可將創作現場的活性因子拾取入彀，使批評實踐之方法論更新不滯于文本土壤；二是湖北本土的文化資源、學術理論底蘊、批評實踐三者間的相互轉化機制仍存在優化空間，湖北文學理論批評在兼取“全球性”大視野提供的動能之前提下，也應充分掘取“在地性”基因中的文化內力。未來在機制、理論、實踐的同頻和鳴之中，湖北文學理論批評有望實現從高原邁向高峰的躍升。
